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生证”，《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就在实践上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101年前，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2020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中强调，“100年前，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重要步骤

经过五四运动，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已经认识到伴随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宣传马克思主义变得十分迫切和必要。李大钊指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陈独秀提出，应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尽快翻译出来，让全社会有理想、有抱负的新青年，追求真理、立志变革的有志之士，共产主义理想者和实践者，早日读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尽快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因此，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赴沪前特地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走《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准备带到上海物色合适的人选把它全文翻译成中文。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者把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当作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准备工作。

陈独秀到达上海后，会见了《星期评论》《民国日报》等刊物的编辑人员。在与他们商讨建党伟业的一系列议题中，首要的就是《共产党宣言》中译问题。这和李汉俊、沈玄庐等的想法不谋而合，并由戴季陶提供了从日本带回来的《共产党宣言》日文本。商讨中，邵力子推荐了陈望道，这位29岁的浙江同乡精通日文和英文，具有马克思主义常识，又是新文化的倡导者、国文教学的改革派。由陈望道执笔全篇用白话文翻译《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不二人选。因为投稿关系，邵力子和陈望道有过直接的书信往来，在1920年3月，陈独秀等人请邵力子出面向陈望道发出译书的邀约函，计划译稿审定后在《星期评论》连载并随函寄去日文版及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一开始就受到陈独秀的关注、促成和支持。实际上，当1920年6月《星期评论》停刊无法按原定计划发表译文后，陈独秀更是积极出面、张罗出版事宜，并由来沪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从帮助中国建党的经费中出资，成立了“又新印刷所”，于1920年8月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印刷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单行本。1920年9月底，在《民国日报·觉悟》一则“变相的《宣言》广告”写道：“‘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自鸣钟’对面……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花费了比平常译本五倍的功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最后请陈独秀、李汉俊两位先生做了校对。”此时的《新青年》社恰恰就是党的早期组织所在地，《共产党宣言》翻译和出版自始至终都和党的成立分不开。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突出地位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比喻，将这里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产床”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有“产床”就有婴儿，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从孕育到诞生经历了从早期形态到正式组织的创建过程。1920年5月，陈望道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所在地就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即《新青年》社，也就是陈独秀的寓所。既然是“研究会”，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全文便是主要内容，因此学习、审校陈望道1920年4月下旬从义乌带回上海的《共产党宣言》译稿，就成为研究会的重要任务。正是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基础上，经过逐步“发育”，中国共产党最终在党的一大“呱呱坠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八位发起人，都与《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传播息息相关。其中，陈独秀、沈玄庐、戴季陶、李汉俊是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发起者，俞秀松、施存统是陈望道在“一师”开展新文字、新文化运动时的学生，也是帮助《共产党宣言》译稿在沪校对、审阅的助手，杨明斋则是“外国语学社”的创办人，正是在这所党的早期组织培养干部的学校，陈望道讲授《共产党宣言》精神，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1936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自己1920年“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时，明确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在《共产党宣言》展柜前重温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要求将“这些珍贵的史料研究好、保护好”。201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围绕《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申“如果心里觉得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要求全党传承、发扬“宣言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再一次指出“心有所信，方能行远”。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

宣传主义、传播真理的先驱战士

1920年5月，陈望道接受陈独秀的邀请，担任《新青年》的编辑。1920年5月至8月，陈望道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同时，参与了把《新青年》改组为党的机关刊物一系列活动。1920年12月，陈独秀赴广东任职，遂由陈望道接替主持《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数月间，陈望道便住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他借助这一思想的战场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为党在上海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陈望道负责主编《新青年》后，与李达、李汉俊等不断扩大其马克思主义导向，“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特别是在他手中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专门介绍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成就和各项政策，使中国人能够了解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革命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同时，《新青年》还翻译刊登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以及介绍研究社会主义的文章。《新青年》日益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办刊方向，引起了这本杂志“元老”胡适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胡适声称：“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胡适一边批驳《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一边又提出所谓“我的政论的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表明自己“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在这场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的激烈斗争中，陈望道坚决捍卫《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办刊立场。陈望道反击道：“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适之先生底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能信任”。就这样，胡适改变《新青年》办刊方向的企图一直没有成功，陈望道担任执行主编的《新青年》作为党的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始终走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前列。

陈望道还参与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刊物《劳动界》。《劳动界》是周刊，从1920年8月到1921年1月，共出了二十四册。实际上，陈望道不仅是这个刊物的投稿者，更是重要的编辑者和一段时间内的主持者。1921年元旦，《劳动界》还在复旦大学的大礼堂邀请了100多名工人朋友庆祝新年。《劳动界》的办刊思想就是陈望道“启发阶级觉悟，支持经济斗争”的工人运动思想，如陈望道在第2册（1920年8月22日）发表的《平安》一文，以沉重的笔调，揭露了在阶级社会里“平安”只是工人难以实现的奢想的事实，这引起了工人的强烈共鸣。《劳动界》促进了工人的觉醒，受到了工人的普遍欢迎，刊物关注各地各行业工人状况，追踪各地工人运动的报道，有力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勉励广大青年“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新时代，要培养造就更多“《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一是强化理论武装，筑牢理想信念之根。原原本本读经典，扎扎实实学理论，认认真真学“四史”，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二是传承红色基因，夯实崇高信仰之基。要研究好、宣传好“宣言精神”等党的精神谱系，把“真理味道”的故事一代代讲下去，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三是深化“三全育人”，塑造立德树人之魂。聚焦思政课创优、课程思政攻坚、教师队伍建设、评价体制改革、书院育人、实践育人、网络育人、研究生思政、环境育人、管理服务育人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攻坚突破，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高校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和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四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深固“信仰之源”。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为龙头，带动马克思主义学科群整体发展。加快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理研究，将最新研究成果反哺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服务党的理论创新。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