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述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构历程和启示（2）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构历程

（一）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文化制度的建构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段话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化制度建构的基本要点作了很好的概括，即救亡图存、建设新中国要有一支文化的军队。

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文化制度建构既受苏联文化体制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要适应救亡图存战争状况的要求，呈现出三个特点：

第一，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文化工作被纳入党的宣传工作中。党对宣传文化工作非常重视，1929年6月25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宣传工作决议案》，强调必须有计划地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宣传。1931年9月23日，湘鄂赣省工农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了苏区文化工作的任务和意义。1940年，毛泽东同志撰写著名长篇文章《新民主主义论》，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旧民主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区别是什么？前者以人道主义个人价值为基本理念；后者则是党的文化的一部分，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特点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判断和分析的。

第二，构建党领导下的文化管理体制。这一体制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始终坚持党对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二是设立党直属的群众文化机构。当时在苏区、解放区，包括国统区，我们党创办了各种报纸和刊物，有公开发行的，也有地下发行的。其中仅是在苏区就有《解放日报》《文艺战线》《新华日报》等几百种。

第三，推动革命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结合。这种结合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文化建设的目标高度政治化，承载着唤醒民众的重任。西方学者对我们党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政权的原因进行了很多研究，其中一个观点认为胜利的原因在于成功的宣传动员和文化锻炼。他们将其称为“唤醒理论”，即注重通过文化的方式来唤醒民众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中。二是高度重视文化生产活动的组织化。当时不管是在苏区还是解放区，我们的物质条件总体来讲都比较匮乏，怎样才能提高群众的艺术性，达到比较好的宣传效果？其中带有开放性的一项工作就是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方式来进行文化生产和创作。比如延安时期，集领导、专家、群众各方智慧及鲁艺各部门的人力物力，我们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方式创作了歌剧《白毛女》。

《白毛女》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白毛仙姑住在山洞里，浑身长满白毛、法力无边，能够惩恶扬善，扶正祛邪。时任鲁艺院长的周扬根据抗战后的时局和中央精神，从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中发现了艺术价值，要求鲁艺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创作一部大型歌剧《白毛女》，并赋予了它一个体现劳动人民反抗意识，鼓舞人民斗志争取抗战胜利的主题。

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现场的观众主要是党的七大的代表及延安一些机关的领导。这场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人们普遍认为政治和艺术之间不应该有太大关系，但两者之间恰恰有重要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制造意义的方式，试图去改变思想。最重要的是政治和艺术在塑造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的过程中有着共同的利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组织方式，一种组织社会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