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述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构历程和启示（3）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构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展望：“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的新的有效的文化制度安排发扬光大，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文化制度建构上有两大主要任务：第一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第二是建构国家化的文化制度。

要完成这两大任务：

一是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价值和作用，1956年8月6日，他在同印尼议长的谈话中提到，中国有几百万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会没有戏看，没人画画，没人作曲，没人看病，没人从事科学艺术，没有报纸。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当中，共产党员只有一百万人，其余都是非共产党人。如果不团结他们，什么事都不好办。这是毛泽东同志当时的一个基本判断，但是他同时也认为旧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曾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根本不认识，就会犯大错，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基于这一考虑，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着力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当时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解放区来的，占一小部分，较早参加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已经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领导和骨干；另外一部分是从国统区来的，占绝大部分，主要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分布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国统区知识分子实际上非常敬佩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能力，也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比如著名画家徐悲鸿给好友陈西滢写信，在信中表述了他对新中国的看法。陈西滢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离开了中国，徐悲鸿在信中劝他早日回国：“解放以来，不通音问已及一年。弟因曾无违反人民之迹，得留职至今。去年曾被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欧友好，未能进入巴黎，在捷京会后即归，不及两月……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来不喜欢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家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巴金等作家也发自内心地表达了进行思想改造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51年到1955年，我们党前后开展了三次大的思想改造、文艺界整风运动。这些思想和政治运动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来讲是必要的，也对建立新的意识形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和文艺创作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共识。

二是建立党的文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

1949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成立，下设四个委员会，包括文化教育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又设立了六个分管部门，包括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新闻总署、出版总署和科学院。其中文化部领导着电影局和对外文化联络局两个直属单位；新闻总署领导着广播事业局和新华通讯社两个社会单位。原来由中宣部领导的这些机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都统一划归政务院管理。同时，中宣部作为党的机构也仍然对文化教育委员会具有指导和管理的职能。随着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成立，中宣部的职能进行了一些调整，用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话概括，就是12个字：抓政治、抓思想、当参谋、当哨兵。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委员会成立以后，各地区有关文化教育行政的工作，此后均应经由各地政府及军管会之文教机关向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或适当部门报告和请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门，在党（通过政府党组）的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的参与下负起管理全国文化教育行政的任务，以便党的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宣传部能够摆脱行政事务，集中注意于党内外的思想斗争、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

三是建立文化领域国有化体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戏曲艺术、报纸、广播电视的公有制改造为标志，新中国的文化领域开始进入国有化的改革进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普通百姓来讲最具普及性的文化门类、艺术欣赏方式就是戏曲，而且戏曲也是涉及文化工作人员最多的艺术形式。因此，对戏曲的改革受到了很高的关注。1951年5月5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简称“五五指示”），以改戏、改人、改制为主要内容的戏曲改革运动由此开始。这一改革对中国文化体制的公有化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改人——主要指通过组织培训学习，帮助传统戏曲艺人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当时的戏曲艺术家绝大部分是文盲，主要在民间从事演艺活动。政府邀请著名戏曲和文艺方面的专家来给他们授课，帮助他们从戏曲的旧人向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人转变。

改戏——当时民间流传的戏曲内容鱼龙混杂，可划分为三类：一类有益，一类无益无害，一类有害。改戏主要是禁演有害的戏曲。有害的戏曲包括宣传封建秩序、鬼神迷信、伤风败俗、曲解历史、贬低农民、鄙视人民群众等。

改制——改革不合理的制度，比如严重侵害艺人权利的制度。各地由部队文工团改组成的剧团由当地文教部门负责，属国有剧团。另外，民间剧团采取公营或公私合营，全国约2000多家剧团转换为国营或集体单位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产业形态为公有制，艺术团体都有上级主管部门，艺术生产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人事权也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财务收支由政府统一调配，艺术作品生产要经过报批和内容审查程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艺术管理制度。

不光是戏曲，电影也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电影业主要在上海，有八大民办私营电影制片厂。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方政府也组建了一批公有制的电影发行公司。“五五指示”后，原来上海的八家私营电影厂合并为“上影”，进行了公有制改造。1953年，“上影”改制为国有的管理体制。

四是探索党领导文艺的有效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文化工作者意气风发，以极大的热情讴歌新社会，描写革命战争年代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出现了一批经典文艺作品，比如小说《创业史》《红旗谱》，舞台剧《茶馆》《红色娘子军》，电影《刘三姐》《李双双》《林家铺子》，包括长篇彩色动画片《大闹天空》。可以说，文艺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改革，不断探索党领导文艺的有效方式。

改革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要提高体制机制的效能。比如对电影领域的改革提出“三自一中心”的探索，即自选题材、自由组合、自负盈亏，以及以导演为中心。意思是题材不再经过审批，可自己确定选题再进入审批程序，电影的拍摄人员采取自由组合的方式，电影制片厂自负盈亏。同时，电影的拍摄不以领导为中心，而是以导演为中心。这场改革对打破计划经济对电影生产的束缚发挥了重要作用。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电影，比如《林则徐》《刘三姐》等，对文化制度和电影制度的完善有很大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是激发创新创造的活力。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激发创作活力奠定了很好的制度设计基础，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