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视角下GEP核算的三重意义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破解保护和发展矛盾的一条有效路径，随着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在全国多个区域推广应用，GEP走入公众视野，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量化依据。GEP以生态产品为核算对象，以生态产品实物量和价值量评估为基本内容，无疑为将生态财富纳入国民财富核算体系开启了新思路，其核算依据、核算内容、核算方法上的突破，逐渐在绿色发展潮流中显示出生命力。

GEP助力绿色发展绩效考核落地生效。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是新时代发展的底色和要求。绿色发展着眼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多元平衡目标，涵盖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和绿色文化价值等方方面面。在生态优先导向下，社会经济活动必须与生态承载力相符合，自然资源既是生产投入要素也是生产约束条件，最终形成的生态产品构成了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部分。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的产物，GEP将物质供给、气候调节、文化娱乐三类生态产品的功能量转化为价值量，反映了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从而印证了“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道理，推动政府转变政绩观，将绿色发展绩效作为决策的导向。

GEP为生态产品定价提供科学依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将可用于市场交易的生态产品“卖出好价格”，包括农产品、林产品等有形产品售卖，以及碳汇、水权等无形资源产权交易；二是对不适宜市场交易的生态产品提供货币、技术、政策等生态补偿。对于市场交易或货币性生态补偿，前提条件是要按照市场规律给生态产品定价。目前，我国各地在实际核算中，通常以卫星遥感技术调查统计、生物物理过程模拟等方法计算出各类生态产品的实物量，再以直接市场法、影子价格法、替代工程法、机会成本法等方法将实物量转化为货币价值量，各类价值量加总后得到GEP。通过生态产品实物量和价值量核算，为确定生态产品市场价格、动态监测生态产品变化情况、评价生态系统质量、反映生态保护成效等提供量化依据。正因GEP“两步走”的核算过程需要参照市场供求规律，所以政府职能应体现在培育生态产品交易市场和引导生态产品交易行为上面来。

GEP补充了国民财富综合核算体系中生态效益缺失的短板。为了反映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衡量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服务以及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国际上通行两类评价方法。一种是拟定生态绩效指数，反映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健康水平和治理能力。例如各类生态环境指标拟合而成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以及部分学者将生态承载力评价和经济增长评价相结合创立生态绩效福利指数。另一种是将自然资源存量视为“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同为国民财富的组成部分，通过自然资本核算来记录自然资源的存量和流量变化情况。例如联合国推出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不仅涵盖土地、矿产、水、森林等各类资源的实物量和价值量核算，还分设环境核算表来反映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损害情况，通常是以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扣除资源耗竭和环境损害成本所得的结果，也被称为“绿色GDP”。若以国民经济生产净值扣除环境成本所得则被称为“真实储蓄”，二者本质上都是要剔除经济发展中的环境负外部性影响。同时分设生态核算表反映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GEP于2021年被纳入最新的SEEA正是为充实此项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GEP被视为国民财富核算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优点在于：一是指示性明确，生态产品价值评估反映的是生态系统服务的货币化价值，能够直观表达出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关联性，使人们更好地认识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的贡献程度，及时了解其变化情况。二是整体性思维，GEP不局限于单个资源类别的管理，而是立足于生态系统整体功能，按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类型进行分类核算和加总估计，从而将生态系统的生产和社会公众的需求紧密结合。三是可比性强，类似GDP的加总核算方法为生态产品价值在特定区域不同阶段的时间尺度比较、某一时点不同区域的空间尺度比较提供了统一参照标准。然而，实践中GEP核算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对于生态产业化开发带来的价值会与GDP核算存在部分重叠，生态产品的非市场价值难以精准量化，生态产品或生态系统服务本是流量概念，无法全面反映资源存量价值，等等，此类问题仍有探讨和改善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