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以“三稳”框架应对“三重压力”——2022年宏观调控与结构性改革（3）

注意，适度超前不是投资浪费，更不是大规模的投资依赖。所以，我们投资规模的适度超前，无外乎就是结合本地区的区域发展战略，结合相关领域的未来发展态势来形成适度超前的总体判断。基础设施的功能建设适度超前。比如，我们的城市车辆越来越多，平面停车位越来越紧张，于是我们就会建立立体停车场。而立体停车场中停车的智能化建设就很关键。这也是适度超前。相关基础设施对经济形态、生产组织模式和消费业态的有效的支持。我们努力去提供新的场景，这种场景能够匹配新的经济属性。这也叫适度超前。

在积极财政政策提高政策效能上，我们也要着力依托政策的效能来进行相关的突破。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2022年的货币政策最核心的指标就是货币数量的指标。而对于货币数量的要求是流动性的合理充裕。我们一般对流动性的合理充裕表述成要让M2的增速与名义GDP的增速保持基本同步。但考虑到2022年的特点，从逆周期的角度来讲，2022年的政策力度要比我们的市场的需求更强一些。从跨周期的角度来看，2021年预计M2的增速也就在8.5%左右，而我们的经济增速特别是名义GDP增速很有可能会突破10%。这种情况下，我们的M2的增速和名义GDP增速之间就会有两个百分点左右的差额。这两个百分点左右的差额，可以统筹到明年来做一些平衡。注意，这不代表把两个百分点都拿过去。

假如，2022年的名义GDP的增速在6.5%到7%之间，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让M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在8%左右。这样，2022年的市场环境就会更加宽裕，更加富有空间流动性的支持。

要想实现上述目标，可不容易。其中一个原因来自我们货币乘数运行环境的变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通过稳增长的相关政策，保住了中小微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使得市场的运行秩序良好，企业的风险相对较小。在此情况下，我们又通过积极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来促进了相关流动性的投放，稳住了中小微企业的基本盘。同时，在2020年，我们形成了对于货币乘数的有效促进和提高。另外，如果依托货币乘数来满足市场流动性需要，除了刚才所讲的风险因素以外，在流动性上，存款和贷款的快速转换，也可以形成货币乘数的有效提高。

可以说，在2020年和2021年，我们主要的基础货币增长是依托货币乘数的提高。货币乘数的提高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利率水平相对偏高。因为存转贷，贷转存的速度快，又能形成相关的叠加，于是利率被市场小幅度推高。这种小幅推高，使我们当前的利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货币乘数趋于稳定的情况下，考虑增加M2的供给。货币乘数趋于稳定一方面受到房地产调控的影响。2022年，我们预计房地产的活跃端是居住性投资和居住性消费，而不是投资性的投资。居住性投资的运转时间非常长，一线城市的家庭房贷动辄就二十年、三十年。在这期间，有房贷的家庭要不断地偿还贷款。这种情况是不能快速存转贷、贷转存的，因此货币乘数会受影响。另外，当前市场风险空间不够，接下来我们肯定要有序矫正扭曲，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因素也开始向市场回归，风险因素的回归当然会压低货币乘数。在货币乘数趋于稳定的情况下，要满足市场流动性的供给，就只能由央行来增加基础货币的方式予以匹配和满足。央行相应的加大基础货币的投放，在现行的货币乘数条件下，能有效转变成M2的增量，来满足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从基础货币的适当增长来看，对央行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理由很简单，第一，央行通过基础货币操作，可以使央行取得更多的政策资源。第二，如果央行2021年想调控利率，特别是引导利率适度下行的话，加大货币政策操作力度，加快频次就是非常好的调节和操控手段。

对于信贷管理，一方面要有效降低风险，另外一方面要有效提供资金，并且要兼顾宏观需要。一般来讲，信贷政策要考虑宏观需要，但信贷管理则很少考虑宏观需要。信贷管理要符合宏观需要的要求，无外乎就是信贷管理能影响我们的存款结构和我们货币乘数的相关结构。

四、中国经济运行要稳中求进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沉着应对重大挑战，步调一致向前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

我们在系统观念上要强调经济工作的相关内容，这个内容包括五点：第一，科学预见；第二，辩证认识；第三，统筹考虑；第四，做好应对；第五，协同一致。

从经济规律来讲，我们探索了改革发展的基本环境和逻辑，而这个逻辑在当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结构改革。我们应对三重压力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结构改革。在结构改革的基础上，提高我们的效率。在提高效率的条件下推进外部统筹。结构改革是放在主线地位、优先地位、核心地位的。当然在做结构改革的同时，还要重视稳增长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协同。

结构改革到底怎么做？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大的角度来看，现在的结构改革最主要的载体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重在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在突破供给约束堵点，重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从三个“重在”的角度出发，第一个“重在”要畅通国内大循环。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有效保障居民收入，在居民收入得以稳定的情况下，形成供给和收入之间的平衡。第二个“重在”要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供给约束包括直接约束和间接约束两类。直接约束指管制的约束、垄断的约束，就是基于约束而形成的权力。间接的供给约束有市场因素，也有政府因素。从政府因素来看，高额的税赋成本、高额的金融成本、融资成本就是政府端的主要因素。此外，我们在市场端还有其他因素存在，比如，上涨过快的人力资源成本变动、原材料价格成本变动等。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就是打破不合理的垄断。

第三个“重在”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生产是产出创造的过程；分配是创造的价值要分配，有一些分配给居民消费，有一些留给企业再投资，有一些分配给政府做政府的收入。生产和分配的关键就是能不能通过有效的分配来更好地促进市场发展。商品进入到批发环节、零售环节称之为流通。流通如果能够发生销售，那就是消费。我们要做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关键性改革。

以下三个市场是必须着力去推进和完善的关键市场。

第一个市场是流通市场的建设与发展；第二个市场是要素市场的建设与完善；第三个市场是消费市场的鼓励与促进。建设好这三个市场才能有效满足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总体要求。

“三去一降一补”在当前依然有它的适用性，但是“三去一降一补”的总体落脚点在政府端。从市场端该怎么做？市场端的做法是三个“重在”。因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从而形成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以此为基础完成我们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进而支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有序、现代化的发展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