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红色文学经典与民族形式塑造（3）

三、人民文艺、民族形式与文化领导权

综上所述，我们在探讨红色文学经典时，不是简单地从文学性的角度上进行分析，而是把重点放在如何理解中国革命、中国传统以及作家们是如何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学形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了新中国，相应的，这一时期的红色文学经典也是真正取得了文化领导权的文学。重读红色文学经典，是我们分析理解民族形式的重要途径。

当代民族形式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包括“中国气派”的提出。在这之前，虽然中国有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他们都不谈“中国气派”的问题。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40年，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略。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这三部重要文章，表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气派”的思路过程。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的思想理论如何与中国、民族相结合的问题。同样的社会主义运动，无论是在欧洲国家展开还是在亚洲国家展开，只有先和民族相结合，才能真正落地生根，也就是“中国气派”。

通过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一文，我们能够知道：文艺的表现对象应该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作家改造与实践方式应该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应该是“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文艺的功能应该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

所以，《讲话》讲的就是“中国气派”要代表大多数人。可见，“中国气派”既包含一个政治的面向，也包含一个文化的面向。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可以把二十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的当代文学称为“人民文艺”。不同于五四的文学或二十世纪后三十年的文学，人民文艺是综合了人民性和民族形式的文艺，其核心就是使中国人民获得了文化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