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国宝根脉存

文物是国家历史的见证，是民族记忆的载体，是联系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纽带。抗战期间，故宫文物南迁华东，避地西南，离京十几载，为存续文脉谱写了一曲文化抗战的壮歌。在那些艰苦卓绝的日子里，故宫文物随着国家命运跌宕起伏，承载了一段深刻隽永的民族记忆。

文物南迁之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深。故宫博物院为谋文物的安全，动议转移储存，遂有南迁计划。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后，工作人员整理文物，准备装箱。1933年1月，日军进犯华北，攻陷榆关，平津十分危急。故宫博物院各馆处因而加速文物装箱工作。

1932年8月8日，湖南石门市市民多奇云致函故宫博物院，称日本军队如果继续南下，北平就可能成为战场，建议故宫博物院未雨绸缪，采取措施，把文物运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北平市民对于故宫古物南迁却是强烈反对。北平市的商会、工联会、工农会等团体共同组成北平市民众保护故宫古物协会，专事反对古物南迁。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故宫博物院代理理事长江瀚，“旅津名流”华世奎、王人文、齐燮元、孙传芳、汤芗铭等29人，故宫博物院全体职员也全都反对古物南迁。反对的意见称：“日人虽蛮横，亦不敢违反国际公例，破坏文化古物。如谓古物南迁系为保全之计，然则如上海如南京果真安全吗？如有抵抗之具体办法，则随处均无危险。直此外患紧张、人心惶恐之时，政府正宜安定人心，为土地人民谋安全，不应先运走古物。而且古物数量极巨，迁移颇非易事，一经迁移多少要受损失，责任谁负？古物一散不可复合，为免散失，坚决反对故宫文物运往他地保管。”他们还建议在故宫择地建筑极坚固的地库以资保存，人民愿担负一部分费用。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等30多位北平文教界人士认为，北平各文化机关所藏的许多珍贵文物是“表扬国光，寄附着国家命脉、国民精神的”“是断断不可以牺牲的”。他们上书国民政府，建议从北平撤出军备，使其成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区域。

而政府方面则认为，平津可能会成为战场，古物一旦遭受毁损就永远消失，没有为求安抚人心、而任文化结晶毁灭的道理。敌人入侵，失掉土地还有收复的可能，文物留在原地不动，只有受毁损的危险；人民留在北平可以协助政府抵御日寇，文物留在北平只有被掠夺和毁灭的可能。国亡还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将永无补救！因而坚持原方案，定于1933年1月31日起运。国民政府行政院指令北平市政府及交通运输部门全力协助故宫运出古物。

文物迁移之路

当时，故宫文物南运因车辆不够分配和受到阻挠，延至2月6日才正式起运。之后，又经过约4个月时间，共运出5批文物到上海，计19557箱（其中第二批开始加入了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文物6066箱），贮藏在法租界和英租界的仓库里。故宫博物院深感保存责任十分重大，会同上海其他单位，成立临时监察委员会，办理南运文物的监察事项。马衡继任院长后，为厘清责任，在1934年7月设立文物点收委员会，11月开始正式在沪点收南运文物。第五批文物运抵上海两个月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通过在南京建立分院及文物保存库的议案。1936年3月8日开始动工，将朝天宫旧址修缮改建为博物馆，同时建立三层保存库和防空密库各一座，12月投入使用，将存于上海的文物分批转运到南京新库房储存。

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准备修葺朝天宫（原为文庙）大成殿、崇圣殿等处为陈列室，并计划添制陈列柜，进行藏品编目等工作，但都未及实施，七七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南京情势日趋危急。刚刚转迁到南京库房的文物，根据行政院命令，分三路向后方疏散。这些国宝不得不再次奔波，开始长达10年的漂泊。

南路。1937年8月14日，80箱文物在南京浦口码头装船起运，运送到汉口，然后转陆路运到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新建的图书馆内，准备在岳麓山下的爱晚亭附近开凿山洞存贮。长沙遭到轰炸后，1938年1月12日，这批国宝不得不再次起运，经桂林、柳州运到贵阳。因贵阳频遭空袭，1939年1月，文物转移到贵阳以西95公里的安顺县，贮存在南门外的华岩洞内。华岩洞是天然岩洞，距县城约一公里。1943年12月5日，这批文物第四次迁移，用15辆卡车于12月18日运抵四川巴县境内的飞仙岩临时仓库。

中路。11月19日，中路文物由水路起运，开始运往汉口，延江上移，运到了宜昌，以后又运到重庆。为躲避轰炸，实行疏散保存，文物抢运到宜宾，然后由宜宾换运到乐山安乐乡，择定一寺（大佛寺）和六祠（宋氏祠堂、王氏祠堂、赵氏祠堂、易氏祠堂、陈氏祠堂、梁氏祠堂）为存储仓库。中路疏散的文物共9331箱。

北路。12月3日，北路文物沿津浦路北上，由徐州转陇海路到达陕西宝鸡，存放在西安行营的一个军火库内。潼关告急，北路文物在宝鸡停留不足3个月，只好再次迁往汉中，后来又迁到四川峨眉。1939年6月17日，全部运抵峨眉，分别存在峨眉县城东门外的大佛寺和西门外的武庙。北路疏散的文物共计7287箱。1942年冬天将藏于大佛寺的文物转移到峨眉城南4公里的许氏宗祠和土主祠（均在符汶乡大楠村）。

文物保护之险

文物西迁转移以后，随同西迁文物到后方的工作人员，分散在贵州安顺，四川重庆、乐山、峨眉四处。重庆设立总办事处，由院长马衡率领一部分人驻守；文物的日常保管与维护工作，则由安顺、乐山、峨眉三个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分别负责。1944年12月，安顺办事处所管文物运到四川巴县境内储存，同时设立故宫博物院巴县办事处，撤销安顺办事处。

抗战期间，西迁文物万里关山，多次险遭灭顶之灾，如9000多箱文物由重庆运出，寄存宜宾，分批往乐山运的时候，上游乐山及下游泸县皆受到敌机狂轰滥炸，独有处于中间地带的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自文物搬出后不到4个月即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文物搬出不到1个月，空房也被炸了；从陕西南郑运往成都时，将存在南郑文庙的文物抢运出才12天，那文庙在一天里就落了7个炸弹，又炸的是空房。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无法解释，只有归功于文化瑰宝的福命。文物搬迁途中遭遇诸多困难，所幸每次都有惊无险，文物未有损失。也许真的是古物有灵、天佑国宝，炸不到，摔不碎。

在后方，文物的保存也是颇伤脑筋的问题。为了确保文物安全，西迁期间的存藏，都有一定的工作程序，坚持有关规则制度。为使工作有所遵循，故宫博物院于1939年底公布各项章则，如本院附属办事处办事细则、库房管理暂行规则、开箱工作暂行办法、库房警卫暂行规则、接受委托保管及寄存公私文物暂行办法、库房招待参观暂行规则等，又于1940年4月制定南迁文物点收清册、记载订误暂行办法等规章。关于文物的防护设备，则有防潮、防蛀、防险三项。严格的制度，细致的管理，确保了文物管理未出差错。

四川的房子，多半是竹木的建筑，一遇火灾，往往延烧数百家。因而库房就选择不和民居毗连的大庙或祠堂，绝对禁止烟火，购备消防工具及灭火器，并且不时演习。有一次峨眉大火，烧去半个城，故宫库房安然无恙。四川潮湿多雨，为防止文物受潮霉损，每逢晴天常常出库翻晒，终年检查，周而复始，从不间断。正由于有了如此严密的制度、严谨的作风以及严格的纪律，才保证了西迁文物的安全，这也不断强化着故宫人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文物典守之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三路故宫文物先后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12月全部运回南京朝天宫文物保存库。三批古物历经战火威胁及长途颠簸，没有一件严重破损或丢失，真可说是天佑国宝。这既有技术的因素，如包装高明，装箱坚持“装紧”“隔离”等，更有人为的作用，如判断正确、命令果决、执行得力、配合到位。当时的国民政府给予了有力支持，三路西迁，多次转迁，每次转迁的命令都是行政院下达的。在文物途经或存放有关省市时，都得到当地军政负责人及相关机关如铁道、公路等部门的支持。在文物迁移途中与存放地，都有军人押送和守卫，起到了安全保障作用。而如若没有文物存藏地民众的积极配合和协力保护，要保护好这些文物也是不可能的。当然，故宫职员认真负责的呵护更是职责所在。故宫文物南迁具有保护民族文化命脉的重要历史意义，对它们的成功保护是社会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发展的特殊时期，在艰苦的环境中，故宫工作人员以保护文物为崇高职责，备尝艰难、险象环生，有人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故宫人无怨无悔、忠于职守，慎微戒惧、悉力保护。强烈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使建院以来逐渐建立的典守精神在文物南迁中不断强化。故宫人把故宫文物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与民族独立、民族尊严连在了一起，深刻地认识到所保护的文物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培育和形成了故宫人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

故宫文物是源远流长且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的载体与见证，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根脉。故宫文物的保护过程，对于抗战精神的形成、民族认同感的增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简介：章宏伟，故宫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