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驱动的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模式探索（11）

（二）基层公共空间不足，社会治理的社会化程度有待持续提升

北京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主导的力量强大，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空间不足，社会力量自身的能动性欠缺。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和专业人才队伍的服务能力都不能满足首都发展的需要。社区服务水平和社区自治能力还没有达到居民的预期。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和公共治理空间明显不足。物理形态上的公共空间是培育居民参与意识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公共空间的构建和发展需要政策支持。从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来说，以往城市建设中对社区空间规划的重视不足，对公共空间的交往与闲暇功能考虑不够，社区公共空间对社区文化和居民参与意识的培育作用未充分发挥，使得社区建设与发展中社区特质培育不充分，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公共意识不足。作为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功能依然偏重，居委会服务居民的空间被挤压、服务内容形式化，服务质量不高、服务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面向“一老一小”的社区服务资源明显不足，社区设施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滞后，缺乏多功能、复合型、亲民化的社区生活场景。2021年11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短板上水平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若干意见》，强调要从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供给，加快补齐服务场地设施短板等方面着手，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① 如何通过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供给、服务场地设施补短板行动以及城市更新行动计划，建立起凝聚居民情感纽带的公共空间，塑造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使居民具有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也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安全风险突出，城市风险治理挑战多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一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② 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重视平安建设的重大意义。从最近一二十年城市安全风险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来看，超大型城市安全治理的形势非常严峻。超大型城市安全涉及的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安全风险本身的来源也日益复杂且难以预测。政治、社会、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城市安全的重要因素。北京既是我国首都，也是超大型城市，承担着国家政务活动和国际交往活动的重要任务，其地位和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维护首都安全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要确保各项活动安全、高效、有序运行。北京也是人口和要素大规模、高频次流动的城市，城市安全防范不仅针对反恐防暴、违法犯罪等社会安全类事件，也针对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类事件，在当前的形势下，更要时刻高度防范公共卫生类事件。结合北京市承办的重大项目如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等活动，需紧紧围绕“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关键环节，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高标准把牢疫情防控关口。同时，需进一步加大公共安全与风险防控工作力度，确保各项重大活动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