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为何频频提及“极限思维”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频频提及极限思维：

5月30日，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7月11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紧健全国家安全保障体制机制，着力提升开放监管能力和水平。”

9月27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那么，何为极限思维？总书记为何频频提及极限思维？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我们又该如何把握和运用极限思维？

（一）

《现代汉语词典》中，“极限”一词的意思是“最高的限度”，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和领域。

在数学领域，早在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就运用极限思想创立了“割圆术”，以无限逼近的方式来计算圆的面积和圆周率。在物理学领域，人们将物理现象产生、存在和变化的一般条件，推到极限值下进行分析、讨论、推理和判断。

顾名思义，极限思维就是把相关问题及其条件主动推到极值下进行研判的一种科学思维方法。

党的二十大报告曾提出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极限思维是继“七大思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的又一科学思维方法。

细心人会发现，总书记三次提到极限思维时都将其置于底线思维之后。二者之间可以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对于底线思维，总书记曾作过深刻阐述：“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可见，底线思维侧重“以守为攻”，是一种以退为进、稳中求进的防守型思维，强调在捍卫底线前提下尽可能实现目标。而极限思维侧重“以攻为守”，是一种自我驱动、争取主动的进攻型思维，强调以“极限状态”来判断趋势，通过发挥自身极致潜能来达到极致目标。

极限思维根植于底线思维，与底线思维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本质都是“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以“终局状态”来判断趋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牢牢掌握战略主动。

8月29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拍摄的三峡朝霞（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郑家裕摄）

（二）

今天，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什么还要强调极限思维？

先看世情。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特别是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从基于“丛林法则”的零和思维、冷战思维、霸权思维出发，将中国定位为“唯一既有意图也有实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对华进行全方位围堵和无底线遏制打压，妄图用“极限施压”的霸道行径逼迫中国作出损害自身发展权益的妥协让步。面对极限施压日益加剧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以极限思维来应对。

再看国情。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改革发展稳定面临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最后看党情。经过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随着党的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党员人数不断增多，在党的活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对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建设提出许多新的大党独有难题。

一言以蔽之，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树立和坚持极限思维至关重要。

8月24日，山东省荣成市一家房车制造企业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李信君 摄）

（三）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越是接近目标，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风险挑战就会越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中，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关键是做到三点：

其一：做最坏处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1945年，就在人们准备欢呼、收获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却在党的七大上“专门讲困难”，并一口气列举了可能面临的17个方面的困难，强调在看到光明的同时，更要准备迎接困难，成为我们党运用极限思维的典范。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因此，必须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考虑得更深入一些，把战胜困难的“工具箱”备得更足一些。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和困难，天也不会塌下来。

其二：向最难处攻坚。新中国一路走来，从来都是在战胜挑战中发展、在风雨洗礼中成长、在历经考验中壮大。新时代以来，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特别是外部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攻克了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险阻。讲到底，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难”。之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就在于以中国的体量，再小的问题乘以14亿多人都会变得很大，都是世界级难题。在新的征途上，我们要咬紧牙关，以极限思维向最难之处攻坚，“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

其三：往最好处努力。大变局带来大挑战，也带来大机遇。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运用极限思维争取最好结果、达到预期目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巨大、向上发展的国家来说，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虽然复杂难解，但归根结底还是属于“外因”，真正起决定性因素的要看“内因”。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未雨绸缪的主动，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作者单位：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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