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阳旭：加强科技伦理治理 推进科技强国建设（2）

二、全面认识科技伦理治理的基本议题

科技伦理和科技伦理治理，是一个有着很长历史、很丰富内涵的议题。对“二战”期间纳粹暴行的反思激起了人们对科技伦理的关注和重视。“二战”后，对核武器开发的反思、环保运动的兴起，以基因研究、克隆技术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让科技伦理成为全球科学研究和公共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科技伦理主要指在科技研发和应用活动中应当遵守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既包括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过程中应遵循的伦理规范，也包括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的伦理规范。从实践层次看，科技伦理问题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学术道德，这是对科技人员的基本要求，对学术道德的管理是目前科研诚信办公室的核心工作。二是在此基础之上的科研活动伦理，就是在科研活动中应该遵守的基本价值规范，如对受试者的保护、知情同意、保护隐私等。三是工程伦理，它涉及的范围很广，内容也比较复杂，如工程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之间、雇主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平衡，工程人员的社会责任等。四是新兴科技引发的相关伦理问题，其核心是对现代科技风险的评估与防范。强调科技伦理，旨在维护和扩展科学技术的正面价值，限制和制约其负面影响，以妥善解决科技发展与人类社会长远利益间的复杂关系。所以，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中，在谈及科技伦理时，通常都会涉及生命伦理、医学伦理、环境伦理、工程伦理、人工智能伦理等。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共治理，科技伦理治理具备公共治理的一般特征。同时，由于科技创新活动及其影响的不确定性高、知识门槛高，使得科技伦理治理也有一些自身的特色。总的来看，科技伦理治理涉及的具体问题有很多，但核心问题是科技发展的收益与科技风险的权衡问题，或如何在科技发展过程中趋利避害。科技创新具有“双刃剑”效应，总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创造性破坏”，这就给人们提出了如何对特定科技创新的收益和风险进行总量估计和权衡的问题，以及如何对科技创新收益和风险进行分配和分担的问题。

预测、评估科技创新的收益和风险面临两个基本困难：一是科技创新及其成果应用带来的收益和风险通常都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准确的估计受信息不足和有限理性的约束而变得比较困难。二是对收益和风险的认知和计算具有很强的社会建构性，这意味着人们对收益和风险的认知和判断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具有很强的社会情境特性。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群体在对某项技术及具体应用中的收益和风险的认识可能会有显著差异，这一属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个体或群体的收益和风险认知做简单的设定和加总。

为了处理收益和风险权衡的复杂性与科技发展的迫切性之间的矛盾，人们提出了两种对待科技发展特别是新兴技术的原则，即所谓的“预防原则”和“先占原则”。“预防原则”主张人们要更谨慎对待科技发展蕴含的不确定性，以防止其带来不可预料的危害。“先占原则”则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与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免过度规制限制科技发展，错失科技发展带来的机遇。但是，在科技伦理治理实践过程中，各国基本上都是处于以这两条原则为端点构成的连续谱中的某个位置，不会只执行一条原则。

总的来看，从全球科技伦理治理实践看，几十年来，科技伦理治理出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在领域方面，由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扩展到各个领域，比如当下人们高度关注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二是在内容方面，由相对聚焦的伦理议题扩展到更广泛的伦理、法律和社会议题。三是在治理方面，由更多依靠科学界自我规范向强调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转变。这些变化，一方面是近几十年来，科技快速发展对人们工作和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强大的塑造能力；另一方面是人们风险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增强，以及公共治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推动了全球科技伦理治理理念和方式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