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琳：数字赋能文化传承与创新（2）

二、数字赋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度挖掘

（一）数字时代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实现拓展和转变

1.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实现了扩容

以前，文化传承主要依赖于师徒相授的封闭体系以及学术机构的专业研究，尤其是对于需要口口相传的非遗技艺来说，其传承往往局限于一个封闭的体系内，仅由有限的人群进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承与创新已经迈入了全民参与的新阶段。这一改变，为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庞大的主体基础。

2.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扩容为文化发展带来三种变革

第一，传播维度实现指数级拓展。以前，许多小众技艺等非遗项目，往往需要人们亲临当地，亲眼看见手工艺人的现场制作才能得以了解。而如今，借助这一指数级拓展的传播态势，这些小众技艺得以突破地域阻隔，让更多人在更短时间内，以更直观的方式感知和了解。

第二，创新形式呈现多元涌现。以一个实例来说，一位博主，自行投入资金复刻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与金杖。他多次前往博物馆观摩学习，同时通过网络自学相关制作技艺，最终成功完成复刻。相关视频上线后迅速引发关注，这些视频不仅受到各大博物馆的认可，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更是对其动手能力和求知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当下年轻群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解构与重构视角，而数字技术则为他们践行这一视角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三，传承效能实现量化提升。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数字故宫”与“数字敦煌”项目，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了公众接触文化遗产的便利性，同时能有效保护文物数据，从而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提供支持。

元代名画《富春山居图》是一幅精美的艺术作品，但画作已因焚烧受损断裂为两截，中间部分被烧毁且无法复原。随着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发展，百度研发的大模型通过系统学习中华传统山水画技艺及《富春山居图》本身，运用习得的传统技法对画作进行了复原。尽管原作全貌已无从考证，但人工智能生成技术为突破物理损耗与时空限制，回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无限可能。

3.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扩容使主体间的协作模式发生重构

传承与创新主体的扩容打破了原来单一或少数主体主导的格局，促使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主体形成新的协作关系与互动模式，实现协作模式的重新构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联合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发起的非遗直播项目，通过线上社群协作实现非遗技艺规模化传播。此活动中，馆、校、地三方联动，整合高校、博物馆与地方政府资源，组建起由非遗大师、新生代传承人构成的“七彩四点半”志愿服务团队，开发出南京云锦制作、南京剪纸等系列课程，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截至2022年，相关直播及云课程已为2万余人次乡村小学生提供609课时教学，培养1800人次志愿者，有效调动起线上线下传承主体的积极性，推动传承在不同地区实现线上线下协同的分布式发展。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汉服产业也在社群的协作支撑下形成了从设计到消费的完整产业链。在设计环节中，汉服爱好者已成为重要的主体。他们在社群中积极分享汉服版型改良建议，设计师吸纳这些建议对款式进行优化，再由供应链企业批量生产，由此构建起专业设计者与用户自发参与者协同合作的设计生态。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短视频传播矩阵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汉服爱好者自发成为推广者，众多企业也邀约汉服达人担任品牌推广者或代言人。可见，用户、消费者等大众已成为汉服产业推广与发展的重要主体。

4.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扩容引发新的博弈

算法的局限导致文化传承出现“信息茧房”、文化窄化。在当前的信息传播机制下，个体用户频繁点击特定内容，算法系统便倾向于持续推送相似信息，并减少其他类型内容的推荐。这种现象导致用户的文化视野受到局限，使人们陷入“信息茧房”之中，进而影响文化传承的广度，使其面临窄化风险。另外，网络平台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夹杂错误信息的非专业创作内容的出现，给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带来一定挑战。

数字时代，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既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也要充分发挥专业机构的锚定作用。专业机构需向公众提供准确的文化信息，深入研究和制定数字传承的标准，并积极掌握运用数字时代的工具、方法和逻辑，让公众能更加便捷地接触到准确且深刻的文化信息。

对于文化传承“变”与“不变”的问题，在数字时代，从“匠人独守”，到“万众共创”，数字技术正在重写文化传承的基因密码。然而，技术的革新并不意味着对内容的颠覆，而是通过主体的拓展和协作的创新，变革传承的方式和手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