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印度的发展模式（2）

二、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

国家发展道路及其未来影响

在全球化进程中有站起来的国家，也有跪下的国家。一个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就在于道路的选择。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自主性的，一条是依附性的。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自主性，有它的依附性。社会主义也有社会主义的自主性和依附性。毛泽东反对斯大林霸权主义，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主要是反对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造成依附性的国家和自主性的国家的区别。而资本主义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后都在争市场，争市场更多的是在争谁是依附，谁是自主。世界上整个财富的流向是往自主性国家流的，因为依附性国家是提供原材料的，原材料本身不提供附加值，或者提供的非常少，所以依附性国家在整个利润分割中的比重占的非常少，出力不少却得到不多。

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英国人。英国人的早期发展是原材料羊毛，后来很快建立起纺织业，成为一个自主性的创新主体。英国对这个自主抓得最紧，英国能走出这条路是因为英国国土面积很小，它特别有危机感。实际上，最初在古罗马时，英国就是个海岛小国，一样受人欺负：一开始被法国人欺负，紧接着被西班牙人欺负，被荷兰人欺负，最后被拿破仑欺负。可是，越受欺负，英国就越发展起来，这是为什么？因为英国不光是与别国打仗，它还紧抓自身的原创性技术。当时英国的法律规定，出口未加工的羊毛，最重的刑罚是剁手。所以，我们说自由贸易不是英国的原貌，英国是以残酷的方式甚至专制的方式进行技术垄断发家的。英国保护自己的技术的同时，还大量吸引法国的相关技术人员到本国去，并加以保护。

最初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大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负面影响。当时法国是农业国家，但它也想走工业道路。法国人的想法很简单，想先用法国的葡萄酒、工艺品等附加值极低的产品跟英国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品进行交换，想等自己有了钱，工业就能慢慢起来。于是1786年，法国和英国签订了《伊甸条约》，法国人对这个条约的理解就很像我们今天有些人对中国进入WTO的认识。他们认为，通过商品交换，参与到对方的市场就可以了。实际上，两方产品的附加值完全不一样，由于英国的商品附加值高，法国的商品附加值低，于是造成一个不等价的剪刀差的交换。这样一来，法国农民赚不到钱，出现了大量破产。法国农民破产后就全部进了城。于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所以，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得注意这一点。

黑格尔说，如果当时中欧的大森林还在的话，就不会出现法国大革命。这言下之意就是没有资源的压力、没有生存的压力就不会出现法国大革命。当时法国革命提出追求人权，反腐败等革命口号，但这些口号掩盖下的一个原因就是资源急缺。由于资源少、土地少，所以大量跟英国交换中破产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进城。法国很快就出现社会动荡，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一个个政权更迭，最后拿破仑出现了。拿破仑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在于英国工业对法国的冲击。拿破仑知道法国要走自主创新的路，就是要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于是，拿破仑把欧洲全部封锁起来，不允许英国资本进入欧洲市场。之后，他把法国的资本转动起来，用军事手段把欧洲全部打散，让欧洲庄园农奴变成自由农民，继而使自由农民变为法国资本可以剥削的自由劳动力，使法国的资本家迅速赚钱。后来，拿破仑的法国尽管被打败了，但法国的工业生产力发展起来了，所以法国第一次挤入资本中心。

后来，美国也走向自主创新这条路。一开始，美国也是依附英国的，也为之提供原材料，但英国人的小把戏很快就被美国人看破了。所以，华盛顿上台后第一天穿的是土布衣服，意在告诉本国人民得自己生产，得穿自己民族的东西。这是华盛顿给美国人留下最重要的东西，以至于影响到南北战争的发生。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承，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战。为什么会发生南北战争？南北战争就是选择走自主道路还是依附道路的战争。南方是依附性模式，而北方是自主性模式。南方希望降低关税，通过大量卖棉花赚钱；而北方要发展本国自主工业。两种发展模式之争最终导致南北分裂。这个时候林肯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统一了美国。美国人终于走上了自主的道路。

还有一个发展道路就是苏联模式，苏联为什么要选择自主模式呢？也是因为有失败的经验。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俄国也是大量地引进外资，认为只要把别人的工业买过来就可以了，所以大量引进法国人的原料，当时工业化速度非常快。由于不是内生性的工业，没有自主的技术，到了十九世纪末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俄国根本没有办法再支撑这样的发展速度。1905年，俄国跟日本打了一仗，战败后就全部垮了下去，于是经不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段经验对于列宁和斯大林选择发展道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十月革命之前，列宁恰好在德国，当时德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用“种树论”来比喻产业政策，认为一个民族关键是要有种树的能力，而不能仅仅只会收获树上的果实。俾斯麦就采取了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国迅速崛起。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形成强大的生产力。这对列宁影响很大，列宁在革命成功以后就提出工业化道路、电气化计划。斯大林选择了自主性发展道路，但他也不希望东欧那些国家搞自主性，怕一旦搞上自主就跟他对立了。其实，依附和自主之间不产生根本性的矛盾，一个甘当奴隶，一个争当主人，这有什么矛盾？最重要是两个都想做主人的人的矛盾。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在解决德国问题时，他也利用了这份经验，要让德国的战争机器全部摧毁，也就是摧毁它的全部工业能力，只要没有工业能力，这个国家就没有力量。罗斯福更绝，说要把德国变成牧羊场，牧羊场就是依附性的，就是商品的倾销地。作为牧羊场的国家是没有力量的，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很温顺但没有影响力。所以，是自主性国家还是依附性国家，你走哪一条道路，就决定你最后的命运是什么样的。

对于中国来说，一开始蒋介石走的那条道路就是依附性的道路，引进大量的外资。因为大量引进外资，却没有引进技术，到了最后，外资冲击农村，农民的整个购买力低，无法支撑生活，农村经济就解体了。毛泽东亲自经历了这个过程，后来他走到哪里都有大量的农民跟着红军闹革命，这个干柴烈火是谁铺的？就是蒋介石的发展模式铺下的。是谁浇的油？就是外资浇的油。于是，毛泽东拿一个打火机点个火就着了。中国人民经历这场革命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的含义是什么？是独立自主的道路，自主创新的道路，和谐的道路。什么叫“和谐”？人民是主体，人民既是生产的主体，又是消费的主体，如果人民不能成为主体，或其中一个主体被抛弃，就会两极分化，由少数人来支配，这就不和谐了。和谐必须是人民的和谐，所以了解我们过去的发展历史，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中国选择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而印度的发展模式恰恰是相反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也不允许它自主创新，它没有自我选择能力，也没有多少革命的能力。二战中印度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尼赫鲁，另一个是钱德拉·鲍斯。钱德拉·鲍斯是个强权派，他跟着希特勒，主张用军事赶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1945年8月，他死于飞机失事。从此，印度失去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最后，尼赫鲁走的是和平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样的结果有一个好处，就是成本低，但也有不好的地方：谁都不得罪，听任两极分化，其结果就是很多私有权保留了下来。这对印度来说，所有制越复杂，产权越明晰越细致，历史沿革越长，国家就越发展不动，越容易被人操纵。

与印度相比，中国经过了一个彻底的革命，从生产经过流通再到消费，再从消费再到生产，这样一个循环过程没有很复杂的切割。印度就不是这样，国家动辄就得给私有权即给大小地主资本家付出红利，国家投资往往被私产预先截留，一万块钱投资到生产中，资本家、地主都要截留，所以没有真正的生产动力，倒是雁过拔毛的动力极强。在印度，我看到修建一座立交桥，还在用手拧铁丝，工程进度很慢，修一段就得买地，而且产权很复杂，不知道它是哪个朝代留下的产权，因为国家对产权都不能得罪。那广大的贫困人民怎么办？人民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生产者没有钱投资就借高利贷，印度贷高利贷很厉害，特别是对农民压力很大。这就导致印度生产没有动力，中间人靠产权来获得分配，劳动者没有投资和消费能力，出现庞大的贫困阶层。社会基层如果没有经济活力，整个印度经济就不会获得自主发展，不能发展就没有市场，没有民族市场的国家就不可能崛起。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印度最关键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通过国家的力量，用反剪刀差的形式把农产品的价格提起来，让农民先获利。为什么能这么做呢？因为国家不受私有者支配。而印度的议会里都是“胡汉三”、“刘文彩”，每个人都有小利益，根本没有国家，国家包揽一大堆矛盾，只要人民不造反就可以了。由于广大人民没有钱，所以印度的真正的消费还得通过政府，因此政府容易产生腐败，因为它是垄断性的消费。政府害怕得罪资本家，也不敢得罪人民，只好把资本家哄好了，然后拿一些钱把人民最低的生活保证了，就这样半死不活地往前走。印度大学生总说我们中国人“不懂民主”，我就和他们说，你要谈民主，就先把尼赫鲁大学旁边的贫民窟解决了。1960年尼赫鲁提出一个问题，从1950到1960年这十年，印度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实际上，这些财富就是被私有产权拿走了。

尼赫鲁本来想要搞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是要革命的。从这个意义上，罗斯福反倒说得明白。在德黑兰会议时，罗斯福与斯大林有一个对话。罗斯福说，议会制不适合印度，印度应该搞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对斯大林表明印度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印度要自主创新没有革命是不行的。斯大林回答罗斯福说，那就意味着要自上而下革命了。罗斯福没有表态。印度没有这场革命，而恰恰中国有。我有一个资料是1700年到1995年中国和印度经济水平的比较，印度与几乎是同期建国的中国之间的差距是在中国1952年土改完成及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的。中国大陆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后，使中国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化为一体。土地资源到了国家手中，大大降低了国家的发展成本。当时，国家要修一条公路，生产队马上让地，这条路就过去了。我们把基础设施建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经济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富强了起来。如果产权没有解决，现在中国的神奇变化就不可能发生。

让我们反观印度。印度是一个软件大国，但在2000年我到印度尼赫鲁大学时，学生处收钱的地方还在用打字机，那个打字机有桌子那么大，到了尼赫鲁大学就好像进入了工厂一样。当时，我所在的国际政治系只有一台386电脑，许多人排着队等信件，还要先预定哪天能上网，上网要排队一个小时，排上了先忙别的，半个小时收一个邮件。这算什么软件大国？实际上都是在为外国公司打工，印度发展的都是儿童玩具之类的电子产品，而核心生产力和战略电子产业几乎没有发展。从1997年到2000年这3年，印度的战略电子产品出口只有一亿卢比，其原因在哪里？在于没有自主创新，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净长赘肉，没有肌肉和心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和印度拉开差距应该归结于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一点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也承认，虽然他是一个自由经济者，但他对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成果非常肯定，他认为1979年之前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他说，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的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

从军事上来说，中印两国也不一样。1962年的中印之战，实际上是一场制度之战。第一，军队的精神状态不同。印度方面是国家雇佣军，为薪水而战；而中国方面是已得到土地的农民战士，掌握自己命运的战士，和仅仅拿着工资的人的战斗力完全不一样。第二，决策不同。中国说干就干，说停就停；可印度议会里的大资产者们的争吵始终还没有结束。印度对于战争结束没结束，停战没停战，到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第三，时机不一样。毛泽东动手那天，恰恰是肯尼迪由于古巴导弹危机宣布封锁古巴。美国顾不上中印边界这边，毛泽东兵贵神速，一步到位，打了尼赫鲁个措手不及。当印度一片混乱、神志未定之际，我们又立即收兵，收兵的时间也正好在古巴导弹危机解除的前一天。一个月后我们把缴获的武器还给他们，在国际上树立了正义、和平的形象，同时也在战术上堵死了苏美插手中印冲突的任何可能。

再看看印度的对外贸易，1949年到2003年长达五十多年的历史中，印度只有两年顺差，一年是1972到1973年度贸易顺差10亿卢比，另一年是1976到1977年度顺差6.8亿卢比。2003年时逆差达到了4206亿卢比。印度非常依赖外部市场，对此，我称之为“利润逆循环”，就是出口工业品技术含量较低，而进口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印度没有什么原创性技术，这造成对西方技术愈卷愈深的绝对依赖关系。印度有航空母舰，但却由俄国人提供技术。美国人也想给它提供，可是印度不敢接受，原因是如果接受了美国的航空母舰，整个一套的训练和维修都要改，而印度自身无法完成这样的转变。所以，印度的发展因其严重的依附性而受到很大的限制。

三、甘地告别革命的印度文化及其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