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危机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的挑战和机遇（3）

面对金融危机，中国怎样将挑战转化为机遇？我想，这次金融危机主要有两大机遇。第一，这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体系危机，是由资本主义体制内在深刻矛盾所导致的危机，尽管目前的危机程度还没有达到1929年-1933年的危害程度，但并不能保证一定就达不到。这样，危机就使美国的综合经济实力下降，美国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相对下降。应对危机产生的恶果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头等大事，优先解决美国国内问题是当务之急。这迫使他不能进行单边主义，为中国提供了机遇。第二，中国经济实力相对上升，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中国改革开放30年，200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30多万亿，大约是4.5万亿美元。美国是14万亿到15万亿美元，我们相当于它的1/3。在10年前，我们仅是人家的1/10。而且，现在我们的GDP总量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同时，我们还有两万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这些都是我国制定新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加强了我国对美国战略牵制的力量，增加了我们向美国要价的砝码。

改革开放30年是摸着石头过河，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好像已经摸到海边了，如果再继续摸，会不会被金融海啸给淹死？这是对我们的新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新机遇，我们要进行一些战略思考。

我们要考虑国际金融格局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影响，中国在金融体系中应该是什么作用和地位？中国怎么参加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欧美和日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占了70%以上的投票权，我们应该占多少？如果占得多了，应该花多少钱？人民币能不能成为亚洲货币？人民币能不能成为国际化货币？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和资产储备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应该怎么把握？未来50年到100年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时期。再过五六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是不成问题的，甚至到2020年或2030年超过美国也不成问题。但是我们的金融能不能满足这个要求，资源能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现在都值得研究。我在《瞭望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提出，中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20国集团峰会中始终站稳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积极承担与国力相符的经济责任和义务，积极争取最大国家利益，谢绝与国力不相符的经济责任和义务。积极敦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中国应该有发言权。提升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中的发言权，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份额应该提高到50%，而不是世行行长佐利克提出的44%。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19%份额”（一票反对）否决权的规定，削弱美国在该组织中的特权。

我们要对中美经贸合作进行战略思考。谨防美国损人利己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从战略层面调整中国的外汇结构和资源储备结构。最近，中国俄罗斯签定贷款换石油协议，中国将向俄罗斯提供长期贷款，采取固定利率，约为6%左右；俄罗斯则以石油为抵押，以供油偿还贷款，实现双赢。不要老买那么多国债，6%的收益率高于美国国债平均收益率，外汇储备要多元化。现在中央采取的对策很好，要调整对美产品结构，要积极应对在传统贸易、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方面的贸易摩擦。另外，中美两国在涉及碳排放量交易的贸易方面摩擦将会大大增加。2008年，美国拟提出限制中美双边贸易间涉及碳排放量交易的法案，以减少美中贸易逆差。美国国会两位参议员向国会提出对高碳排放量进口产品提高进口关税的议案。该议案认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同时增加了全球的碳排放量，对中国高碳排放量产品的进口增税可减少全球碳排放量。尽管有美国工会和环保利益集团的支持，但这个议案被参议院否决。原因在于：一是美国钢铁产业利益集团在华盛顿有很大的游说势力，转移高污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二是美国把污染严重的工厂转移到其他国家有利于改善美国国内的环境。但是，当时是共和党掌权，民主党的奥巴马掌权后，该议案再次提出并被通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此引发的摩擦和纠纷也就随之而来，中国的整个对美贸易可能全部垮掉。对此，我们应该有提前的预判，做好准备。

我们要加快科技自主创新体系，突破美国的高技术封锁，利用欧洲和其他国家面临的危机，用外汇来购买专利、购买技术。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不能只买美国国债。克林顿可能是驻华大使候选人之一。两年前，我去访问他时，他谈到中国的外汇储备时说，如果台海之间发生战争，美国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把中国买的美国国债全部冻结。我们这么大的外汇储备，一方面受到美国政治的挟持，另一方面还受到经济的挟持。所以，我们的外汇结构必须进行调整。要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减少持有美国国债、美元储备，增加欧元和其他外汇储备，同时增加石油等能源及战备物资的储备。

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要由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向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转变；二要由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的发展模式转变，靠大量消耗资源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也容易引起国际的争端；三要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实现经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

我们要调整中国的进出口结构，相对减少贸易顺差，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现在，中国的贸易顺差利润的60%左右让外资企业拿走了，中国挣到的只是加工费，要提高贸易顺差的含金量。

我们要抓住社会转型期的机遇，关注民生问题，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国家的重大决策来安排。要扩大社保的覆盖面，发挥人多的优势，扩大民生投资，刺激居民消费。为此，在宏观方面要解决五大问题：一要解决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快于GDP增长的问题；二要解决地方政府开支大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三要解决尽管GDP总量增长很快，但人均GDP增长不是很快的问题；四要解决投资率过高的问题，世界平均水平大概是20%到22%，我国达到30%到50%，光有官需、没有民需是不行的，投资率过高会引起消费不足；五要解决消费率过低的问题，中国的消费率是30%左右，美国最高的时候达到85%。

这就是我今天向大家汇报的内容，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报告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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