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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历史性转变 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

(本稿为速记实录,未经报告人审核。作者观点不代表宣讲家网立场。未经宣讲家网站同意,请勿转载。)

 主要讲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进一步提高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认识,二是举全局之力推进环保工作的历史性转变,三是坚持以生态文明为指导,积极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四是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如何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一、进一步提高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认识

环境问题表面上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结果。一部环境保护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经济发展的历史。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保政策。过去几十年的教训,就是把经济跟环保搞成“两张皮”,把环保工作放在了经济的对立面,环保工作的推进难度很大。

环境问题错综复杂,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多因素、非线性的复杂问题,也是自然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背后还是文化沉淀的问题,这些因素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世界问题复合体”,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污染防治问题,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经济模式问题、经济结构问题、消费方式问题。

目前,关于环境保护有两个不争的观点:一是环境问题是世界问题复合体;二是环境问题没有国界。当今世界已经把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负责任的问题,也关系到所在国家领导人的威信问题。在对待世界上这个最复杂的问题上,有经验也有教训。

历史上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沉重的代价。世界八大环境公害,向人类社会敲响了保护环境的警钟。1955年,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造成呼吸系统衰竭死亡人数达到400多人。1952年12月,发生在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由于冬天燃煤烟雾引起的污染,四天内导致4000多人死亡,此后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丧生,骇人听闻。日本在二战后,经济盲目发展,结果发生了水俣病、骨痛病、米糠油等公害事件。今年是水俣病事件53周年。水俣是日本海边的一个小镇,为发展经济,建了一个大化工厂,但没有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污水直排入海。工厂投产以后,当地村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一度非常繁荣,十二年以后由于长期大量食用含汞污染的水生生物,开始发病,最开始是猫自杀、狗自杀,最后是居民死亡,共确诊了2265人,死亡了1573人。2006年,在水俣病事件五十周年的时候,日本几名80岁的老人联名致信我们的总理,希望中国不要走日本的老路。日本政府50多年来对民众赔偿问题至今还没有结束。经济学家把没有环保的繁荣比作“推迟执行的灾难”。

第二阶段是宝贵的觉醒。在人类社会对环境污染觉醒的过程中,有三本警世之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本是《寂静的春天》。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调查了使用化学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把当时比喻成没有鸟鸣的春天。她指出人们一方面在创建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中”。当时这本书受到了很多非议,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出来攻击,惊动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他出面支持这位生物学家,肯定了她的见解。国际上认为这是一个生态学时代的开始。第二本书是《增长的极限》。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聚会罗马并成立了一个俱乐部,于1972年提交了俱乐部成立后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它的代表预言是如果不搞环境保护,世界将面临“灾难性的崩溃”。该书一度成为当时环境运动的理论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环境运动的开展。第三本书是《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1972年,受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委托,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与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撰写了这本书,作者在书中指出,“在这个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独自养育着全部的生命体系”,“如果对地球培育出真挚的忠心的话,人类社会有希望长期生存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中”。这本书被视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筹备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地球伦理学的基础。三本书的出版,让人们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1970年4月22日,从美国的西海岸到东海岸,有2000多万人走上街头,高举着受污染的地球模型和招贴画,高呼口号“人类保护环境就保护人们自己”,将反污染运动推向高潮。此后,这一天被定为“地球日”。

第三阶段是奋起的飞越。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保护经历了三次飞跃。第一次是1972年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世界各国开始了共同保护环境的征程。那时我们还处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当时的观点是社会主义不可能造成污染,谁要是说我国有污染有公害,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关键时刻,周恩来总理看到了污染的趋势和严重性,强调不要把环境污染看成小事,不能再等了,我国才派了代表团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会议。第二次是1992年召开的里约环发大会,发表了21世纪议程和里约宣言,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全人类的共同战略,找到了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第三次是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提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

结合我国的实际,要从五个方面认识环境问题:

一是必须把环境保护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行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关爱生命。如果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丰富了,人却变成了瘸子、拐子、不健康的人,这将是对现代化的一种讽刺。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我们在认识上总结了三句话:要把科学发展观当作政治信仰来追求;要把科学发展观当作科学真理来坚持;要把科学发展观当作行动指南来践行。

二是要把环境问题放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中来看。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环境保护的本质特征。经济发展是关系人类生活水平高低的问题,而环境则是事关能否生存的问题。人类和自然生态之间的物质变化的一般规律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自然机制,人们只有有效地保护自然环境才有可能很好地借助自然界满足自己的需要,才能更大限度地持久地变为现实的生产力,经济才能稳定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以停止发展的方式来保护环境,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绝不宽容污染。

三是要把环境问题放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中来看。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不同,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不同。从理论上讲,消费分为生存消费、发展消费、享受消费、奢侈消费。从历史上看,在一些落后地区还处在纯自然状态的生活竞争时,城里人就开始吃饭讲营养、穿衣讲时尚。当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后,社会将不断扩大消费领域、优化消费结构、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对环境质量也将产生极大的需求。哪里的绿化好、哪里的水干净、哪里的空气清新,人们就愿意去那里生活,就不再坚持“让污染呛死比饿死好”的想法了,而是“解决了温饱就需要环保”,“有了小康更需要健康”。现在,人们对环境的需求远远大于可以提供的环境条件,环境问题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

四是要把环境保护放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过分地消耗了环境,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举个例子,我国原有木材蓄积量127亿立方米,建国以后50年砍了约100亿立方米,几乎把所有的森林砍了一遍。现在原始天然林已经不多了,一些所谓天然林,最多也只能算是天然次生林。林业生产为国家的原始积累做了贡献,也付出了一定的环境代价,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阶段,政府就有条件拿钱来治理环境。按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的国家在人均GDP达到2700美元左右时,二氧化硫排放量开始下降。从发展阶段上看,我国已经到了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的阶段。目前,我国环境问题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发达国家上百年来出现的污染问题,在我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集中出现,环境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如果再不重视保护环境,今后治理的成本会更高,付出的代价会更大,环境将更难以恢复,我们就可能犯难以改正的历史性错误。

五是要把环境保护放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中来看。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世界环境保护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全球环境仍处于持续恶化状态,如果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将面临巨大威胁。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发达国家把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通过进口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有较大污染的廉价产品,实行低价消费。同时,又通过绿色贸易壁垒,深刻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国际环境履约谈判中,一些发达国家既从环境利益出发,推动国家环境履约,又受经济利益驱动,左右谈判走势,使全球环境保护的形势异常复杂。

责任编辑:刘晓楠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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