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务精习——黄侃读书法略谈（2）

　　二、从目录学入手

　　黄侃读书治学大抵也从目录学入手，如他在1925年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搜集正史参考书目略备，遂治全史。行可来，以正史参考书目尚有未备，取去代为补苴。”可见他在治全史前，先编了一个目录，而且还将该目录向他人征求意见，并请他人补充。他研读宋代金石学也是这么做的。

　　从《黄侃日记》中可见，他收藏了大量书目，并且认真阅读过，如他在1925年1月4日的日记中说：“阅《销燬抽燬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奏缴咨禁书目》讫。去年费五旬之力，将《四库提要》《四库简明目录》《四库未收书提要》三种书点完，不若今夕翻此册之快也。”

　　为了便于充分利用自己的藏书，他还特地编了藏书目录。这在《黄侃日记》中也有反映，如1928年7月30日的日记写道：“架上书整理讫，耀先为编目，甚便检寻。”耀先乃黄侃的侄儿黄焯之字。再如1928年10月5日日记云：“午后料检藏书目录，竟日遂停他课。”为了更好地利用《四库全书总目》，他还编过索引，如1928年10月31日日记云：“试编《四库书目书名作者通检》，至《提要》二卷之半。”

　　开推荐书目是他指导学生的重要方法，黄焯曾谈到 1921年正月他“自蕲乡来省先生，试令作文二篇，以为可教，即授以《说文》《文选》《文心雕龙》诸书，并为写应读书目二十余种。”这些书有二十五种，据徐复介绍是“当时社会上盛行梁任公、胡适之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先生认为泛滥不切实际，没有揭示出重点，故提出二十五书以纠正此偏向。”此外，他还专门开过小学推荐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