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务精习——黄侃读书法略谈（5）

　　五、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殷孟伦《忆量守师》云：“先生经常讲到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语出《史记》）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语出《论语》），确实是治学的金石良言，为我定了一个航标，使我终身获益不浅。”显然这十六个字也是黄侃本人的经验之谈，他不仅认真读书，而且勤于思考，善于总结规律。其思考的结果通常都批在书眉，或写在日记中。

　　首先是将自己认为有用的资料抄下来。黄侃日常功课中有一项是抄书。其次，是将自己的读书心得批在书眉或写在日记中。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称其“为学务精习，诵四史及群经义疏皆十余周，有所得辄笺识其端。”程千帆先生在《黄侃日记 后记》中也说：“其所创获，多笔之书眉，或载之日记。故虽不幸早逝，著书未成，而遗说故在，班班可考。”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他善于总结规律，正如陆宗达《黄侃日记?序》所说：“他虽然祗活了半个世纪，却在我国两千多年的经学、小学、文学和史学丰富而纷杂的遗产面前，毫不困惑，努力地梳理它们的脉络，潜心地发掘它们的精华，深入地探讨它们的规律，细心地恢复它们的本来面貌。”黄侃本人也提到过这一点，如他于1929年1月27日写给陆宗达的信中指出：“大抵名物制度，宜抽绎其例，排比其文，或图之，或表之，虽有旧图旧表，仍宜自作。”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定上古声19类，上古韵28部。此外如其《汉唐玄学论》谈魏晋学术新变的四个特点：“自魏氏以来，训释儒言，颇变汉代经师拘守家法之习，一也；参以玄言，二也；受浮屠之渐染，三也；自下新义，四也。故经说纷纭，极于宋、明，而实滥觞于魏、晋。”这些理论总结，都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