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特征是陷入到解决社会矛盾的两难境地。
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此起彼伏,按下葫芦浮起瓢。比如,房价太高了,但打得太低也不行,打得太低会让大批中等收入人群的财富严重缩水,而我们很重要的目标是要造就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再比如说劳动权利的维护,中国的劳工权利确实维护得很不好,但如果把标准提得很高,那么企业成本就会提高,而我们国家现在大多数制造业利润都不高,出口产品是微利,人力成本增加,加上人民币又在升值,那产品怎么能卖得动。尤其企业一旦倒闭,对民众影响就更不好了,大批的人会失业,连工资都挣不到,这就是两难。
第六个特征是社会矛盾的生长空间很大。
从社会矛盾演化可能的角度看,现在只能说社会矛盾刚开始不久,生长空间非常大,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新的一轮城市化大跃进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问题。各个地方正在或准备开展新一轮的城市化“大跃进”,我们中国有180多个地级市提出建立国际化大城市的口号。这是很吓人的,美国也没有这么多的国际化大城市。现在180个城市提出这个口号了,这不开玩笑吗?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认为新一轮“大跃进”的危害将超过1958年的大跃进。这个“大跃进”一旦开始,大量的征地拆迁,新的矛盾就会形成了,而且能解决就业问题吗?很难。这是地方的因素,围绕着强行征地拆迁就会形成新一轮的社会矛盾。
二是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倒找”。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没有相应配套法律,就“摸着石头过河”,很多做法往往没有法律依据,比如说涉及面很大的“买断工龄”这一说。国有企业转制要买断工龄,没有严格法律依据,有的给了十几万、有的给几千块、有的给几百块。现在,人们法律意识增强了,倒过来一算不对,这就引起了很多社会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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