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

摘要：“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国家兴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其历史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50—70年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作为稳定的学术学派存在，具体地说，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以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70年代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个体融入到西方学术界，但其学术创作仍然有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烙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通常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70年代后欧美新马克思主义共同构成了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格局，其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特色在于：（1）对马克思思想独特的、深刻的阐述；（2）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命运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3）对现代性的独特的理论反思。

关键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位；理论特征

新世纪开始的头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学术界成为最重要、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不仅这一领域本身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正是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展，使得哲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乃至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之间，开始出现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的趋势。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要看到的是，由于学术视野的局限，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对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的20世纪70—80年代以后的欧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而对于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则较少关注。

实际上，严格说来，我国学术界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时间并不短，至少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甚至更长时间），一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著作已经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推出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但是，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建构起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也没有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占据足够重要的位置，这突出表现为：研究主要集中于赫勒、科西克等几人身上，而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都不为人们所知；而且，即使涉及科拉科夫斯基、沙夫、科西克、赫勒等人的作品翻译和理论研究也相对比较零散，人们常常把这些研究作为关于某一理论家的个案研究，而没有从总体上将之自觉地定位于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涉及代表人物众多，分属不同国别，受语言等因素限制，人们很难从总体上把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和基本定位。应当说，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越来越多地直接汇入国际学术研究之中，不仅他们的早期著作陆续翻译成各种文字，而且他们80年代以后的著作大多数是直接以英文、德文等文字发表的，并且在国际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已经到了系统地、总体地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即推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自觉的时候了。而为了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自觉，首先需要围绕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划界和理论定位作一点基础性探讨。

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界定

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划界，一是要基本厘清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一范畴下，应当包括哪些国别的哪些理论流派或理论家；二是要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置于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格局中，确定其基本的位置。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十分复杂。从60年代起，弗洛姆开始关注南斯拉夫实践派等东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起，西方一些研究者分别对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作了不同的研究，分别出版了其中的某一流派、某一理论家的论文集或对他们进行专题研究。这些研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界定存在不少差异，在称谓上也各有不同，例如，“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改革主义者”、“异端理论家”、“左翼理论家”等。

近年来，笔者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范畴时，不是用以泛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而是严格选取那些从基本理论取向到具体学术活动都基本符合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和理论家。具体说来，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当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 1927—1993）、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 1923—）、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 1922—2002）、坎格尔加（Milan Kangrga 1923—）和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 1931—）等；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Agnes Heller 1929—）、费赫尔（Ferenc Feher 1933—1994）、马尔库什（Gy?rgy Markus 1934—）和瓦伊达（Mihaly Vajda 1935—　）等；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Adam Schaff 1913—2006）、科拉科夫斯基（Leszak Kolakowski 1927—2009）等；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Karel Kosik 1926—2003）、斯维塔克（Ivan Svitak 1925—1994）等。应当说，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理论家的主要理论建树，大体上建立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此外，还有一些理论家，例如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安德拉斯·赫格居什（Andras Hegedüs），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考拉奇（Veljko Kora?）、日沃基奇（Miladin ?ivoti?）、哥鲁波维奇（Zagorka Golubovi?）、达迪奇（Ljubomir Tadi?）、波什尼亚克（Branko Bosnjak）、苏佩克（Rudi Supek）、格尔里奇（Danko Grli?）、苏特里奇（Vanja Sutli?）等，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家，但是，考虑到其理论活跃度、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参与度等因素，我们没有把他们列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作上述基本划界，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首先，从基本的理论取向上看，尽管人们在讨论20世纪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时，常常不加严格限定地用“新马克思主义”概念泛指各种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理论思潮，但是，就大多数情形而言，“新马克思主义”还是有其比较清晰的界限的。严格说来，只有那些既具有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关于人和世界的理论进行新的解释和拓展，同时又具有马克思理论的实践本性和批判维度，对当代社会进程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理论流派或学说，才能冠之以“新马克思主义”。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上述开列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的十几位著名理论家符合这两个方面的要件。一方面，这些理论家都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或者批判的人本主义思想对他们影响很大，例如，实践派的兴起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塞尔维亚文版1953年在南斯拉夫出版有直接的关系。同时，绝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卢卡奇、布洛赫、列斐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带有人道主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影响。另一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在这四个国家中产生，并非偶然的事情。1948—1968年的20年间，标志着东欧社会主义改革曲折艰巨的历程的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刚好在这四个国家中发生，上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一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家，他们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实践哲学立场出发，反思和批判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

其次，尽管上述我们划定的十几位理论家分属四个国度，而且所面临的具体处境和社会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并非彼此孤立、各自独立活动的专家学者。实际上，他们不仅具有相同的或相近的理论立场，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或者在很多场合内共同发起、组织和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一些重要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在组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交流和对话中的独特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创办了著名的《实践》（PRAXIS）杂志和科尔丘夏令学园（Kor?ulavska ljetnja ?kola）。10年间他们举办了10次国际讨论会，围绕着国家、政党、官僚制、分工、商品生产、技术理性、文化、当代世界的异化、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治等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百余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参加了讨论，特别要提到的是，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马勒、哈贝马斯等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赫勒、马尔库什、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实践派哲学家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积极参加者。卢卡奇未能参加讨论会，但他生前也曾担任《实践》国际编委会成员。20世纪后期，由于各种原因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或是直接移居西方或是辗转进入国际学术或教学领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依旧进行许多合作性的学术活动或学术研究。例如，在《实践》杂志被迫停刊的情况下，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一部分实践派代表人物于1981年在英国牛津创办了《实践（国际）》（PRAXIS INTERNATIONAL）杂志，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则多次合作推出一些共同的研究成果。相近的理论立场和共同活动的开展，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有机的、类型化的新马克思主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仅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和主要代表人物作了基本的划界，而且也间接地揭示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历史方位，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具体说来，笔者认为，在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格局中，真正能够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二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包括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三是我们上面所探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意义上，20世纪许多与马克思思想或马克思主义有某种关联的理论流派或实践方案是不能划归“新马克思主义”的，例如，欧洲共产主义等社会主义探索，它们主要涉及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而缺少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再如，一些偶尔涉猎马克思思想或对马克思表达敬意的理论家，他们只是把马克思思想作为自己的某一方面的理论资源，而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传人；甚至包括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学院派学者，他们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细微的解读，虽然人们也常常在宽泛的意义上称他们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同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流派相比，它们还不能称做严格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论建树

通过上述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围和理论方位的分析，我们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定位于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之一，但是，这些分析还主要是外在的，要真正确立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位或历史地位，还需要对其理论的特色或独创性作一些分析和揭示。这是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问题。笔者发现，有些偶尔从某一个侧面涉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由于无法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和理论独特性，倾向于断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简单的附属物、衍生产品或边缘性、枝节性的延伸，没有什么独特的理论创造和理论地位。这显然是一种表面化的理论误解，需要加以澄清。

对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的分析，需要先从历史发展线索入手。我们可以粗略地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期，也是他们比较集中、比较自觉地建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再作为自觉的学术流派围绕共同的话题开展学术研究，而是逐步超出东欧的范围，通过移民或学术交流的方式分散在英美、澳大利亚、德国等地，汇入到西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或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之中，作为个体，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别参与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批判，并直接以英文、德文、法文等发表学术著作。稍加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与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处在同一个时期；而第二个阶段又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相互交织的时期。这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同另外两种主要的新马克思主义构成奇特的交互关系。如果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接受另外两种新马克思主义的单向影响，那么它当然很难确立起自己的独特理论地位。但是，事实上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

就20世纪70年代之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在本国从事学术研究的时期而言，他们的确深受卢卡奇、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中，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就是由卢卡奇的学生组成的。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也带有明显的交互性。如上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实践》杂志和科尔丘夏令学园所搭建的学术论坛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活动平台。这些活动改变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单纯受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局面，推动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相互影响与合作。正是在这个时期，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开始高度重视实践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1965年弗洛姆主编出版了哲学论文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收录了30多篇论文，其中包括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歌德曼、德拉·沃尔佩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文章，同时收录了科西克、沙夫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论文，特别收录了考拉奇、马尔科维奇、别约维奇（Danilo Pejovi?）、彼得洛维奇、苏佩克和弗兰尼茨基等6名实践派哲学家的论文。 同一年，弗洛姆还为马尔科维奇关于哲学和社会批判的论文集写了序言。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汇入国际学术研究之中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包括科西克和一部分实践派哲学家等继续留在本国的学者，在国际学术领域，特别是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占据独特的地位。他们于60—70年代创作的一些重要著作陆续翻译成西方语言出版，有些著作，如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等，甚至被翻译成十几国语言。同时，他们陆续发表了许多在国际学术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于70年代末在英国发表后，很快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迅速成为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成果之一。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和瓦伊达，实践派的马尔科维奇、斯托扬诺维奇等人，都与科拉科夫斯基、沙夫等人一样，是80年代以后国际学术界十分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一直活跃到目前。其中，赫勒尤其活跃，80年代后陆续发表了关于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审美哲学、政治哲学、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等方面的著作十余部，于1981年在联邦德国获莱辛奖，1995年在不莱梅获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奖（Hannah Arendt Prize for Political Philosophy），2006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获松宁奖（Sonning Prize）。我们发现，过去30多年，一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梳理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哈贝马斯就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引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例如，他在《认识与兴趣》中提到了科西克、彼得洛维奇等人所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倾向；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引用了赫勒和马尔库什的观点；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讨论了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和马尔库什关于人的对象世界的论述；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提到了科拉科夫斯基关于哲学的理解，等等。

显而易见，上述论述只是用简单枚举法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影响作了掠影式的扫描，我们还应当从总体上揭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点，以便全面把握其理论地位。这种揭示和把握的基础应当是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置于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大格局中加以比较研究，主要是将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加以比较。从总体上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关怀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在基本方向上大体一致，然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东欧社会主义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双重背景，这种历史体验的独特性使他们在理论层面上既有比较坚实的马克思思想传统，又有对当今世界和人的生存的现实思考；在实践层面上，既有对社会主义建立及其改革历程的亲历，又有对现代性语境中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分析。基于这种定位，笔者认为，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要特别关注其三个理论特色。

其一，对马克思思想独特的、深刻的阐述。虽然所有新马克思主义都不可否认具有马克思的思想传统，但是，如果我们细分析，就会发现，除了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等，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对马克思的思想作出集中的、系统的和独特的阐述，更不要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了。他们的主要兴奋点是结合当今世界的问题和人的生存困境去补充、修正或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某些论点。相比之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最为系统和集中，这一方面得益于这些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积累和50年代之后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得益于东欧理论家和思想家特有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悟性。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功底和功力，我们可以提及两套尽管引起很大争议，但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著作，一是弗兰尼茨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史》，二是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甚至当科拉科夫斯基在晚年宣布“放弃了马克思”后，我们依旧不难在他的理论中看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差不多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曾集中精力对马克思的思想作系统的研究和新的阐释。其中特别要提到的应当是如下几种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独特阐述：一是科西克在《具体辩证法》中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解读和理论建构，其理论深度和哲学视野在20世纪关于实践哲学的各种理论建构中毫无疑问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是沙夫在《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个体》和《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几部著作中通过对异化、物化和对象化问题的细致分析，建立起一种以人的问题为核心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解；三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述，尤其是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和《革命思想》，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坎格尔加的《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问题》等著作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当代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最为系统的建构与表述；四是赫勒的《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日常生活》和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在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的视阈中，围绕着人类学生存结构、需要的革命和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对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作了深刻而独特的阐述，并探讨了关于人的解放的独特思路。正如赫勒所言：“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进而，人的态度上的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变革的内在组成部分。”［1］（Px）

其二，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史和命运的反思，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所有新马克思主义以不同方式共同关注的课题，因为它代表了马克思思想的最重要的实践维度。坦率地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并不具有最有说服力的发言权，他们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往往表现为外在的观照和反思，而他们所设想的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模式，也主要局限于西方发达社会中的某些社会历史现象。毫无疑问，探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不把几乎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视野，加以深刻分析，是很难形成有说服力的见解的。在这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大多是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是社会主义自治实践、“具有人道特征的社会主义”等改革实践的直接参与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理论设计者。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是多方面的，首先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他们结合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阐述，从总体上看，他们大多致力于批判当时东欧国家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弗兰尼茨基的理论建树最具影响力，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和《作为不断革命的自治》两部代表作中，他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到实践，深刻地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表述了社会主义异化论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他认为，以生产者自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新型民主的发展和加深”［2］（P19）。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起，特别是在90年代后，很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作了多视角的、近距离的反思，例如，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费赫尔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体制的危机和危机的解决》，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塞尔维亚：民主的革命》等。

其三，对于现代性的独特的理论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70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特别是政治哲学的主题，例如，启蒙与现代性反思、后现代政治状况、生态问题、道德伦理重建、文化批判、激进哲学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研究已经构成了过去几十年西方左翼激进主义批判理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在阐释马克思思想时所形成的理论视野，以及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和发达工业社会进行综合思考时所形成的社会批判视野，构成了特有的深刻的理论内涵。例如，赫勒在《激进哲学》，以及她与费赫尔、马尔库什等合写的《对需要的专政》等著作中，用他们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理解为背景，以需要结构贯穿对发达工业社会和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形成了以激进需要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视野；赫勒在《历史理论》、《现代性理论》、《现代性能够幸存吗？》，以及她与费赫尔合著的《后现代政治状况》等著作中，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理论，同一般的后现代理论的现代性批判相比，这一现代性理论具有比较厚重的理论内涵，用赫勒的话来说，它既包含对各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的反思维度，也包括作者个人以及其他现代人关于“大屠杀”、“极权主义独裁”等事件的体验和其他“现代性经验”，在我看来，其理论厚度和深刻性只有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少数理论家才能达到。

限于篇幅，我们无法更为详细地具体展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独特的理论建树，当然，我们也没有具体揭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和代表人物的理论差异、理论分歧，以及他们的理论局限，甚至是理论失误。但是，通过上述简要的概览，已经不难看出，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无论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释及其丰富性的深入理解，还是对20世纪社会批判理论视野的全方位把握，缺少了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了解，都将存在一个很大的理论盲点，如果考虑到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语境和理论背景同东欧社会历史进程的特殊关联性，这种理论盲区和缺陷就会显得更大、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