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

哲学范式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哲学分析方法，而是指哲学的总体性的活动方式，涉及到哲学理性活动的各个基本方面，是指哲学理性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路数。在很多时候，对于哲学研究而言，重要的不仅在于研究什么，更在于如何研究。我们发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不同哲学范式的争论和分歧，而这些又与哲学史上的不同范式的影响直接相关。

一、西方哲学史上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

对于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史，人们或者按照编年史的方式区分为古代哲学、中古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演进过程，或者按照哲学研究对象的特征概括为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语言学等各阶段依此递进的过程。但是，如果从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来看，我们可以说，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另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

这两种哲学范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西方哲学的源头。按照文德尔班的说法，哲学在古希腊初次出现时是以追求智慧为宗旨，其理论意义同德语中的“科学”（Wissenschaft）是一致的，在这种意义上，“哲学”一词的理论意义主要指向理性逻辑、真理和知识体系。文德尔班指出，“按照这个涵义，一般哲学指的是我们认识‘现存’事物的井井有条的思想工作”。（文德尔班，上卷，第8页）这是古希腊的主导性哲学范式，但是，这并不是“哲学”一词唯一的理论意义，实际上，从古希腊起，哲学还有另一种涵义和另一种范式。当原始宗教意识和伦理意识分崩离析时，“有关人的天职和使命问题变得愈来愈有必要作科学的调查研究......而且使有关正当的生活行为的教导成为首要目标，最终成为哲学或科学的主要内容。因此，希腊化时期的哲学便获得了基于科学原则的生活艺术的实践意义”。（同上，第8-9页）文德尔班认为，后一种意义的哲学范式主要是由苏格拉底和智者派开辟的。他还从问题域的角度区分了上述两种哲学范式：前一种是围绕着理论问题展开的哲学，即围绕着“那些一部分属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问题，一部分属于对认知过程本身的研究问题”而展开的哲学，主要表现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后一种是围绕着实践问题展开的哲学，即围绕着“在研究被目的所决定的人类活动时所产生的问题”而展开的哲学，主要表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同上，第31-32页）

尽管从哲学的起点上，价值与文化的问题已经进入了哲学的视野，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这些问题并没有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正如文德尔班所考察的那样，“可以认为，从一开始，也许除了少数例外（苏格拉底），人们都在关着门的学院里钻研科学”（同上，第14页）。换言之，从古希腊开始，这种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就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希腊理性科学的特别发达密切相关。只要回顾一下有关希腊人文精神的特征，就不难发现，在古希腊，人文与科学是统一的，希腊的最高人文理念是自由，但是在希腊人看来，只有学习一门叫做“科学”的知识才能进入自由的境界。希腊科学的第一形态就是数学，惟有通过数学的方式人们才可以领悟到那个最高的人文理念即自由，因为数学的对象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而是一个超越此岸世界的完善的理念世界。这样一来，关于这一理念世界的认识也就是哲学：哲学和数学在希腊是一回事，早期的希腊学问家既是哲学家也是数学家。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的发展，这种追求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哲学范式进一步同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范式统一起来，几乎占据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全部领域，完全否认了关于人类生活意义和价值问题的历史哲学和实践哲学的特殊性和独特地位。文德尔班指出，“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以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主要受到自然科学思想的支配。关于现实世界普遍符合规律的观点，对于宇宙变化最简单因素和形式的探索，对于整个变化基础中的不变的必然性的洞察---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理论研究”（文德尔班，下卷，第859页）。由于这种自然科学范式的形而上学忽略了关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所以导致了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严重分裂和对立。“自然科学思想以囊括一切的强大力量向前突飞猛进”（同上），否认人的存在的价值问题和文化问题的特殊性。

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笛卡尔和伽利略等人的努力对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按照胡塞尔的分析，从笛卡尔起，一种新的观念支配了整个哲学运动的发展，这就是基于数学的普遍化而形成的一种无限的、大一统的理性化的世界图景。而后通过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和理念化，一种基于纯几何学的完美观念的大一统的、一元的、必然的、普遍的数学宇宙理念形成了。通过自然的数学化和无限的理性世界图景的建立，生活世界和人的存在的特殊性都被消解了。胡塞尔指出：“伽利略在从几何的观点和从感性可见的和可数学化的东西的观点出发考虑世界的时候，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这种抽象的结果使事物成为纯粹的物体，这些物体被当作具体的实在的对象，它们的总体被认为就是世界，它们成为研究的题材。人们可以说，作为实在的自我封闭的物体世界的自然观是通过伽利略才第一次宣告产生的。随着数学化很快被视为理所当然，自我封闭的自然的因果关系的观念相应而生。在此，一切事件被认为都可一义性地和预先地加以规定。”（胡塞尔，第71页）

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范式在近代自然的数学化和理念化过程中的进一步强化，对哲学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深刻的。第一，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被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体系。第二，生活世界、伦理道德世界、人的生存领域等虽然没有完全淡出哲学理性的视野，但是却被剥夺了特殊性和个别性，成为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从哲学史的编排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关于社会、历史、道德、伦理、价值的思考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一直作为思辨哲学体系的一种同质的附属品，以致哲学家们竟然能够得出“人是机器”的可怕的、冰冷的结论。第三，在这种意识哲学或思辨哲学范式中，希腊理性科学所内含的最高人文理念“自由”实际上已失落，个别性和特殊性在哲学体系中已找不到落脚点，相应地，意义和价值也完全被冷冰冰的外在规律性所取代。黑格尔对这种普遍的理性主义哲学范式作了清楚的描述，他说：“在我们现在生活着的这一个时代里，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且普遍性还在坚持着并要求占有它的整个范围和既成财富，因而精神的全部事业中属于个人活动范围的那一部分，只能是微不足道的。”（黑格尔，第50页）

经过近代欧洲大陆和英国对理性主义哲学的普遍发展，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体系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意识哲学或思辨哲学范式的限度和所建立起的普遍的决定论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严重缺陷，而正是在这里，一直蛰伏在西方哲学深处的另一种哲学范式，即关注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和价值哲学范式开始发出自己的挑战。正因为如此，哲学在黑格尔身后经历了重大的范式转换，而很多哲学派别都从颠覆黑格尔的泛逻辑化的理性哲学体系开始自己的哲学革命。文德尔班认为，19世纪哲学发展的重大转变表现为关于价值和意义问题的思考重新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我们时代的高度民主的文化意识使得所有关于社会历史对于个人生活的价值问题活跃起来，生气勃勃。”（文德尔班，下卷，第86页）在哲学领域中，对于实践问题的关注程度开始超过对于理论问题的关注，例如心理学、自然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等实践哲学学科开始得到发展。文德尔班特别介绍了叔本华、尼采、哈特曼、施蒂纳等人的努力。而他本人则明确地把哲学的对象确定为“文化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他明确无误地区分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要求哲学从自然科学的范式中摆脱出来：“哲学既没有雄心根据自己的观点对特殊科学进行再认识，也没有编撰的兴趣去修补从特殊学科的‘普遍成果’中得出的最一般的结构。哲学有自己的领域，有自己关于永恒的、本身有效的那些价值问题，那些价值是一切文化职能和一切特殊生活价值的组织原则。”（同上，第927页）这样一来，文德尔班明确地为文化哲学的发展划定了领域，这就是人的存在的历史领域。文化科学或历史科学的研究重心是价值问题，而这同时也就是人的问题。人的存在的根据不再是自然规律，而是历史本身。

在新康德主义的弗赖堡学派中，文德尔班的学生李凯尔特更加明确无误地突出了文化哲学的地位。他不同于同时代人用历史科学或精神科学来概括价值问题的习惯做法，明确提出，应当使用文化科学来与自然科学相区别（李凯尔特，第5、16-17页）。李凯尔特认为，自然现象具有直接给予性。自然之物由于不存在截然的界限和突发的飞跃而呈现出连续性；又由于相互之间的不完全等同而具有非连续性和差异性。因此，自然世界的存在状态呈现为“连续的差异性”或“异质的连续性”。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种普遍化的方法，它排斥特殊性和个别性，而强调自然之物中的普遍性和同质性，寻找规律性。“我们把每个现实中的异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只要这一点能够做到，也就可以把现实称为理性的。”（同上，第32页）这种普遍化的方法是普遍的理性和概念凌驾于个别性之上。显而易见，近代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和知识论正是体现了这种排斥差异性和个别性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

李凯尔特认为，传统哲学的问题在于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去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而这实际上是不适用的，因为文化现象与自然现象相比具有很大的独特性。与自然现象的给定性和客观性不同，文化作为人为的现象的突出特征是其价值内涵。“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为人所承认的价值”。衡量价值的根本标准不是其客观性问题，而是它的意义内涵。“关于价值，我们不能说它们实际上存在着或不存在，而只能说它们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同上，第21页）这样一来，文化科学的方法不能是普遍化的方法，而应当是个别化的历史方法，它尊重文化的个别性和价值内涵。李凯尔特断言，“随着相关的文化价值愈益独特地联结于某一事件的个别形态，这一事件的文化意义也往往相应地愈益增长。因此，只要涉及文化事件对于文化价值的意义，那么只有个别化的历史研究方法才是适用于文化事件的方法。”（同上，第72页）

在这种意义上，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西方理性文化模式及其思辨哲学表述的危机特征越来越明显，西方许多哲学流派和思潮的理性批判，在深层次上都可以看作是对这种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反抗，对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的回归。例如，柏格森等人代表的生命哲学、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生活世界理论、舍勒的哲学人类学转向、弗洛伊!的精神分析学、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卢卡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5·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在反思和批判西方理性文化危机的过程中，从不同侧面推动着西方哲学主流范式的转变，形成了回归人的存在领域、回归生活世界的导向。

必须指出，不应将这种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转折的意义简单地归结为哲学研究对象从外部世界向人的生活世界的转变，而应看到其哲学主导性范式的深层转变。一方面，上述哲学流派从不同方面、在不同层次上限定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关系、线性决定等因素的作用范围，打破基于数学化的自然运动的大一统的世界图景及其普遍理性的统治，为人的存在和生活世界保留了特殊的可能性空间。另一方面，这些哲学流派对于人的存在和生活世界的探讨，不再服从那种强调普遍知识和普遍逻辑的意识哲学或思辨哲学范式，而是立足于把生活世界当作人的生存的意义结构和价值根基来加以展示与重建，在社会行为的互动和主体间的交往中确立人的自由和个性的生成空间。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过程中的范式变换

我们用了比较长的篇幅来展示西方哲学的两种基本范式的演变，其宗旨不只是为了探讨西方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而是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演化提供一种重要的坐标。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各种转变和形态变化以及思想理论状况，不仅与每一时期它所关注的主题和问题域相关，更与内在的哲学范式密切相关。而且，在其中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地起主导作用的基本哲学范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我们所探讨的西方哲学史上的两种基本的哲学范式。

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范式变化轨迹：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通过彻底的批判精神明确无误地展示出实践哲学或社会哲学的范式；尔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体系化和科学化过程中明显转向了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范式；20世纪在中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探讨中，发生了多次回归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回归生活世界的尝试，但是，由于没有完全超越纯粹的意识哲学范式，这些可贵的哲学尝试并没有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文化精神上达成真正的“视界融合”；新时期富有创造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从根本上将依赖于马克思实践哲学范式的真正回归。

1.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范式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通过对黑格尔、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等哲学流派的批判，以及通过对异化的批判、对共产主义的阐释、对社会历史运行机制的探讨等，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对此可以从不同方面加以总结和继承。应当说，关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及其哲学思想的概括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对于实践的突出强调和对于现实的无情批判的特征往往是人们公认的，而且研究者们据此建立起各种实践哲学、实践理论、实践唯物主义的体系。这无疑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然而，关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构想，我们还是需要作更为深入的探讨。应当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实践范畴在马克思理论中的首要价值是一个具有决定论意义的独特的对象和实体，还是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视角和哲学范式?我认为，两者的含义均不能排除，但是相比之下，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学说中更重要的作用还是体现在哲学范式上。换言之，马克思的兴奋点不是像纯粹意识哲学和思辨哲学范式那样，按照科学的理性推理的办法概括出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些普遍的特征和必然性，然后以此来说明现存世界结构是如何服从这些必然规律的；相反，马克思更多地是把实践作为现存社会历史结构在其中得以生成的意义结构和得以变革的现实基础。实际上，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加论述：

首先，马克思从自己的哲学生涯伊始，就对思辨哲学范式的体系化特征深恶痛绝，反复强调哲学要以其内在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冲破体系的束缚，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而不是纯粹的理性王国中开展批判。人们常常引用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的那句“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的断言。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哲学时多次直指它的思辨意识哲学范式的弊端：“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9页）德国哲学对于理论体系的强调不只是一种民族性格的偏好，它在深层次上实际是强调普遍理性的意识哲学范式的极端表现。马克思指出，“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结果，“我们德国人是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的。我们是当代的哲学的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同上，第11、17页）

基于上述分析，青年马克思反复强调“消灭哲学”，从而“使哲学成为现实”。在他看来，自我意识绝不是自我完成、自身完善的。它在其完善的过程中，必然要与现实发生矛盾，因而要走出自身，在实现世界的哲学化的同时完善自身。“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始终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来，“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焰。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也就是它的丧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5-76页）马克思还强调，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文化的活的灵魂，是一种批判的和战斗的思想，“哲学思想冲破了令人费解的、正规的体系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同上，第200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青年马克思对思辨的意识哲学和理论哲学范式的毫不留情的颠覆。

其次，正如马克思对思辨的意识哲学范式的批判是彻底的，他对实践哲学范式的确定也是坚定不移的。马克思无数次表达出把哲学建立在现实的实践即现实的人的活动基础之上的愿望：“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人间；和它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上。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人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

当然，仅仅论述至此，并不能保证对于思辨意识哲学范式的超越。我们发现，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本性和创造本性时，并没有简单地把实践当作人的世界的决定力量，而是深刻分析了在人的活动中生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异化力量对于人的活动的制约，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全面揭示了所有制形式、生产力和交往方式、分工和商品交换、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发生和影响。进而，马克思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没有把这些社会运动对人的制约作用上升为像自然规律那样的普遍的必然性。实际上，无论是对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论述，还是对异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如果屈从于思辨的意识哲学的范式，就都可能抽象出悬于历史之上的普遍的世界理性和绝对的历史规律。但是，马克思没有这样做，他强调，这些社会运动和社会结构的生成和发展，既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异化的历史，即“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5页）不仅国家上层建筑是异化的力量，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力也是如此，“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7·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0页）因此，“消灭劳动”、“消灭分工”也就像消灭国家一样，一直占据着马克思的注意力。

概而言之，马克思比西方哲学史上的其他哲学家都更彻底地发展了实践哲学的范式，不仅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始终锁定在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在实践活动中展开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结构上，更为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屈从于思辨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关于普遍知识和绝对真理的诱惑，始终没有把实践和历史本身的运动机制从现实的历史和实践中抽象出来，提升为外在于历史、高悬于历史之上的普遍逻辑和必然性，而是一直着眼于实践和历史的内在运动机理。这样一来，马克思既不同于那些沉醉于数学化的无限世界图景中的形而上学家，也有别于那些其“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并把历史的东西变成“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的历史学家。（同上，第93页）

2.体系化过程中的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范式

进入19世纪50年代后，马克思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危机本性，专注于《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在具体探讨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同时，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总的结果”进行概括，提炼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思想，作出了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概括”。然而，即使如此，马克思在这里也没有把这些思想上升为超越具体历史条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的知识。相反，他一方面充分肯定这些经济必然性对于人的存在的严格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则强调这种历史存在状况的异化特征。在马克思看来，人不可能摆脱这些带有盲目特征的经济必然性的存在和制约作用，但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本质又体现在对于盲目的经济必然性的驾驭和控制，体现在通过消灭“劳动”、消灭分工、扬弃异化，“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显而易见，这依旧是典型的实践哲学范式。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毫不含糊地将“自由王国”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必然王国”对立起来：“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克思，第926页）

然而，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是它的体系化和科学化的趋势。半是由于批判杜林哲学体系的需要，半是由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兴趣，恩格斯在进行马克思哲学的体系化的过程中，逐步推动哲学范式从实践哲学向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转变，他的兴奋点逐步从马克思视野中与现存社会历史条件密切关联的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运动的内在机制，转向不受具体历史条件局限的普遍规律。例如，恩格斯强调，“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4页）也就是说，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关于世界整体或整个世界的普遍性的理性科学体系。恩格斯特别重视自然科学的价值，他的“现代唯物主义”要利用实证科学揭示出的世界之本来面目，“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242页）。当然，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作为马克思的亲密合作者，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和意识哲学范式方面走得并不远。例如，恩格斯反对黑格尔“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的、知识总汇类型的哲学。他断言：“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同上，第220页），此后不可能再有这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了。由此，恩格斯宣布：现代唯物主义“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4页）。

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经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过程中的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范式逐步取代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范式，已经被恩格斯宣布“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的关于自然的理性化的普遍知识又被放在哲学体系之中，而且是置于决定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规律的地位上。其直接的和集中的理论成果就是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教科书的精神展开的。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相比，这一体系化和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依旧关心社会历史运动和革命变革，但是，它已经在纯粹意识哲学范式的引导下使哲学的基本精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它在分析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时，隐去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实践根源和它们在现实历史条件下的异化特征，从而使它们从马克思视野中那种人既在客观上受其制约又通过实践活动的自由本性而将其扬弃的具体历史存在，变成了普遍性的、凌驾于历史和人的活动之上的客观必然性。第二，它又运用自然科学的普遍视野，隐去了社会历史存在不同于自然存在的特殊性，把社会领域中的客观制约性也上升为与自然运动的规律完全同质的普遍理性必然性。第三，它把历史运动和人类解放的内在驱动力从马克思哲学视野中发自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自觉的批判本性和超越本性，转变为凌驾于历史之上的普遍的规律，在历史进程之外寻找历史的原因。这样一来，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基本上回到了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范式，相应地，它呈现出忽略实践的主体性、满足于外在的普遍的方法论指导、从历史之外去解释历史等缺陷，就不难理解了。

3.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

选择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形态的演变在很多时候并不只是表现为哲学研究主题和问题域的改变，而是也表现为深层哲学范式的转变。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挑战。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南斯拉夫实践派等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物化结构和理性文化的批判、关于文化革命的构想、关于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的强调等，都表明了一种实践哲学范式的复兴。而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哲学终于重新恢复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性批判精神，由此推动新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生长点，如有关发展哲学、交往理论、新儒学、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人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回到马克思的经济学语境”等问题的研究。其中，实践理性的复兴、主体意识的成熟、发展观念的更新、文化精神的重建等成为新时期哲学发展的突出成就。而这些变化中的共同趋势就是哲学理性定位的下移：向生活世界回归。哲学不再冷落生活或远离生活，不再是纯粹的思辨，而是现实生活世界的文化精神的自觉显现与自我发展。

实践哲学的复兴和回归生活世界的导向，无疑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正确路向。然而，我们也发现，目前中国哲学界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生活世界理论的研究虽然获得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它们并没有使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展示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构想所具有的那种感染力和理论深度，大多数理论表述依旧呈现为关于实践、人的生存、生活世界等等的一般特征的抽象概括和理论描述。究其原因，我们目前的实践哲学和生活世界理论还没有彻底实现从纯粹意识哲学范式向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范式的回归。结果，我们没有把生活世界当作人的实践活动在其中得以展开、人的社会结构在其中得以生成的意义结构和文化结构，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在现实的实践活动和历史进程中揭示人的存在的客观制约性和自由超越性，而是把实践和生活世界的具体的历史文化内涵抽象掉，概括出某些普遍的特征、功能和决定性的要素。结果，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马克思实践哲学范式所呈现出的那种内在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文化批判精神，而依旧是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所追求的几条抽掉具体历史文化内涵的、名曰普遍适用实则可有可无的外在的方法论指导原则。因此，我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9·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仅要从主题上和命题上回归生活世界，而且必须完成自觉的哲学范式的重新选择，即回归真正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范式。

第一，必须首先划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边界。马克思的学说作为一种深刻的、批判性的社会历史理论，其宗旨不是描述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无限的世界图景的一般特征和普遍规律，而是揭示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本性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得以生成和现存世界的物化结构得以“革命化”

的现实机制。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应当认同20世纪初西方哲学中的实践哲学和社会哲学导向，从数学化和理性化的自然世界图景中摆脱出来，承认和坚持人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历史生活的特殊性，避免用自然科学的范式去同化社会历史运动。

第二，应当建立一种以文化哲学为基本形态的实践哲学范式。按近现代哲学的表达方式，从数学化和形式化的自然科学世界图景中解放出来的哲学应当是文化科学或文化哲学。其主要特征在于，无论是主客体统一的实践活动、主体间交往的生活世界，还是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都不是意识哲学范式中的普遍的规律和外在的必然性的新的载体和形式，而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性在其中得以生成、人的社会历史结构在其中得以建立和变革的文化意义结构，是人在其中既接受各种先前的社会特质、生产方式基础和文化传统储备的客观制约性，又通过超越性和反思性的社会行动而创造价值的现实历史平台和开放的可能性空间。文化哲学和实践哲学范式不是用普遍的理性观念去解释每一时代的精神特质和社会机制，而是在历史进程和现实生活世界中挖掘作为人和历史存在的价值基础的文化意义结构。

第三，作为文化哲学的实践哲学范式的核心是在新时期把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精神建构成现实生活世界的内在的精神维度。马克思学说的最本质的内容是以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为核心的、自觉的历史性、实践性和批判性文化精神。它超越传统哲学所建立的各种“实体形而上学”，不再从人的存在之外寻找人的生存的根据；不再把历史看作是“神律”或“他律”的自然进程，而是看作人的存在活动的展开与生成，一种开放的价值生成活动，一种展示和创造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开放的过程。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和生命力在于：它不是一种外在的理论工具，而是已经作为一种关于人的生存的本质性的文化精神内化到现实的历史进程之中。显然，这种批判性的文化精神是人的生存和历史演进永远不可或缺的本质性维度，是人的生存得以继续、价值和意义得以不断生成的根据。这必须是我们进行哲学范式选择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