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新向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设的独立的二级学科，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在许多层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1]。我以为，在目前的研究基础上，新时期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拓宽研究视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形成“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紧密结合的学术视野。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国向度”，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这实际上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其基本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普遍真理”(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思想)当作给定的前提，着眼于中国发展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表述；因此，它主要表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由外向内”的单向输入的向度。而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向度”，是指要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并强调中国经验的开放价值和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因此，它呈现为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双向互动”的向度[2]。

实际上，“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可分割、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两个组成部分。但是，在现实的研究中，我们还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发现存在着这两个向度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偏重于“中国向度”。因此，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向度”，就应当是我们在新时期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一、单纯“中国向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局限性

目前查阅到的近10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1000多篇学术论文，大多数集中于这样一些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规定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追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经验、规律、方法和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文化根源和文化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理论历程和思想脉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未来走向和致思方向，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包括了很丰富的思想，然而，从总体上看，虽然一些研究者也提及要在全球化背景中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但实际上，除了极少数论文外(参见何萍；孟庆刚；赵剑英)，绝大多数论文属于“中国向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我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一个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输入过程，仅仅在中国系统中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世界范围内，在一个无限开放的系统中揭示其发展的规律性。”(何萍，第14页)

造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普遍集中于“中国向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一向度的研究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这一研究的基础和核心，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宗旨就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地指导中国的实践。其次，虽然人们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开放体系，虽然人们也大多熟知恩格斯关于“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1页)这一极其重要的思想，但实际上，人们还是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和结论当作不变的、给定的前提，更多考虑的是现成理论的应用。再次，人们在强调坚持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时有时会走入误区，自觉不自觉地把我们自己的理解和理论当作当今世界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对马克思恩格斯身后一百多年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各种理论常常视而不见或持某种排斥的态度。因此，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只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封闭、单向度的特征。

基于这种分析，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当关注研究视野的问题。我们在充分肯定“中国向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不可替代的基础与核心地位的同时，应当努力使我们的研究视野更加开放；特别要认识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缺乏自觉的“世界向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会越来越显现出自身的局限性。

其一，封闭地研究中国问题容易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验”仅具有有限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结束了各个孤立的、彼此分离的民族历史，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工业化与现代性的不断扩展，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强有力推进，使世界任何地方的本土问题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同全球问题和世界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虽然必须把“中国问题”作为落脚点和聚焦点，但是，它决不能孤立地就中国问题而研究中国问题，而是必须学会从中国的视野去透视世界问题，进而从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问题。现实的情况则并非如此：尽管很多人也在努力把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统一起来看，但是，我们更多看到的情形是，两批不同的理论研究者在各自相对独立地、分别地讨论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例如，封闭地探讨中国问题、孤立地描述世界问题、绝对地用世界问题来剪裁中国问题、绝对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等片面现象，在我们的研究中都不少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验”的价值和意义，还是让人感觉这些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其二，孤立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容易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孤芳自赏”，并且存在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阐释走入误区的可能性。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谈到“世界历史进程”时已经预见到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他们明确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文学”的德文形式是Literatur，其含义不是狭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文献，实际上是指我们所说的文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必然涉及到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互作用问题。但是，从目前的有关成果来看，人们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视域时，更多考虑的是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民族化。具体说来，人们比较多地关注马克思主义如何吸收中国文化的成分而民族化和本土化，但是往往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狭隘民族性的扬弃，忽略了使民族文化通过积极地与世界各种文化对话、交流和碰撞，来推动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丰富世界文化的内涵。由于缺少这一“世界向度”，脱离世界化而孤立地强调民族化和本土化，因此容易降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甚至在逻辑上有可能不知不觉地导向海外一些学者所说的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上归结为儒家化甚至封建化。

其三，缺乏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和理论对话，容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价值限定在地方知识的层面上，无法阐发其世界意义。在目前的理论研究中，常常见到关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成果等提法，这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目的是什么的问题。我以为，强调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绝不是要求这一理论只是成为与中国的实践有关的地方知识；我们衡量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不仅应当着眼于对中国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应当着眼于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样，我们就不仅应当关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思想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实践中的应用，还要积极关注过去一百多年世界各国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开展积极的思想碰撞、学术交流和理论对话，从而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价值和地位。但是，目前我国的学术研究的基本格局是：西方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之间很少对话和沟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彼此脱节，往往分别由两批不同的理论工作者在彼此独立地进行阐发。虽然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形成的各种有影响的流派的观点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并不陌生，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自觉和普遍的对话和交流机制。这种情形在全球化背景下会越来越制约我们的理论创新。

二、“世界向度”和“中国向度”互补的研究格局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未来走向或思考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途径时，关键的是要自觉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开放视野，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力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向度”和国际视野，从而形成这一研究中“世界向度”和“中国向度”互补的格局。应当说，积极开辟这种“世界向度”和国际视野，在今天既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能性。

首先，全球化进程越来越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广阔的世界眼光。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又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器。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其他有生命力的理论)在任何国度的发展和创新都既要关注本土问题和民族问题，又要同时关注世界问题和全球问题，特别要在相互关联的视野中关注本土问题和世界问题；都既要积极吸纳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同时又要积极在文化交流和对话中增加活力。也就是说，不可能有彻底脱离世界化的完全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就断言：“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309页)

其次，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广泛的对话和交流成为可能。过去一百多年，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无论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过去一个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多维度上展开，例如，在列宁身后既形成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同时，南斯拉夫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也在国际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70年代以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等又形成了新的“马克思热”。此外，过去一个多世纪在世界各大洲的许多国度中先后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模式。毫无疑问，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对各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流派进行分析和批判，但是，许多马克思主义流派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多视角的批判，以及对人类问题和人类困境的各种解答，的确为我们多视角思考当代人类问题和人类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对话和交流的理论资源。

再次，改革开放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社会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增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发言权和说服力。30年的改革与发展，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卓有成效地解决着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发展和繁荣问题，并且提出了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一系列创新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成就和成果，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向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要强调这些发展成就和成果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更要通过将其进一步升华，以及在国际视野中的开放式的对话和交流，凸显这些成就和成果对于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所具有的理论创新价值。只有在这种开放的视野中，蕴含着优秀历史传统的民族精神才能真正同吸纳了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从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双重贡献。

基于这种分析，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向度”和国际视野，形成“世界向度”和“中国向度”互补的研究格局，应当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自觉追求和重大课题。总体上说，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此为出发点和基点来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向度”。特别要把握两个方面的基本原则：一方面，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无论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的实践，还是用中国的经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世界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实际和世界的实际的相互关联的实际出发，防止从现成的理论教条出发；另一方面，要坚持开放的视野和对话的精神，以包容的姿态和从容的理论自信心同世界范围内各种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和非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及各种文化精神开展对话、碰撞、交流，增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和理论说服力。具体说来，则要从不同层面开展细致的研究，这样才能真正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世界向度”和“中国向度”互补的格局。在这里，可以提及几个主要之点。

其一，在实践理性层面上，应当确立起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从而赋予中国经验以更加丰富的理论意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正如“蝴蝶效应”所形象地揭示的那样，不同地域的各种问题之间的复杂联系越来越紧密，任何本土问题都同时也是世界问题，任何世界问题都同时也是本土问题。就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微观如粮食问题、人口问题、石油问题、期货问题、股市问题、环境问题等，宏观如价值问题、伦理问题、制度问题、体制问题等，都同时是世界问题和全球问题。另外，由于中国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相互交织的社会转型，因此，西方发达社会所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问题，例如，技术异化问题、全球风险问题、现代性危机问题、消费社会问题、大众文化问题等等，也是我们在不同程度上已经体验到或面临的问题。可见，我们在发展中所解决的任何重要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都不是孤立的中国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担负着中国责任和国际责任这双重责任，我们在发展中的贡献既是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也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同样，我们的成功经验既是中国社会的财富，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财富。

我们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我们的中国问题，来设计中国的社会发展，并善于对这些超越中国本土意义的中国经验进行总结和升华。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充分研究中国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赵剑英，第7页)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之“世界向度”的一个重要维度。

其二，在文化精神层面，应当通过主动的和开放的文化交流、碰撞和交融，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水乳交融形成的新文化精神来丰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规定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种文化，无论如何强势，都不可能独霸文化世界；同时，任何一种文化，都既有自身的优势，又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弱点。例如，西方理性文化精神的优点是强调人对自然的科学认识和技术把握，突出个体的价值和人的文化创造性，这推动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而其弱点在于忽略了对人和自然和谐关系的强调和对群体价值的弘扬。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点，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凝聚力。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强调经验，而不是理性；更注重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体的价值，这往往容易导致用群体价值来压抑个性，抑制创新的倾向。可以断言，文化的全球化不会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统天下，也不可能是所有民族文化的趋同化，而会是一种跨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机制，是各种文化通过平等交流而共同维护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的一些基本文化价值。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创新逻辑不在于孤立地强调某一种文化的优越性，更不在于凭借各种力量用某一种文化“征服”或取代其他文化，而在于在不同的文化的对话和碰撞中形成一种文化的包容力和创造力。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诉求不应停留于强调和陶醉于自身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而应当勇敢地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积极地和开放地同世界上的各种文化精神交流与对话，在这种开放的过程中，勇敢地扬弃自身的局限性，揭示其他文化的片面性，在创造性再生中获得包含着中国文化价值和力量的新的全球化的文化精神。这才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所应具有的文化底蕴。否则的话，只具有中国元素而没有世界文化参与和交融的民族文化，其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同理，只具有中国元素而不包含马克思恩格斯身后一个多世纪世界上各种有影响的文化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文化内涵和理论视野也必然是片面的。

其三，在理论理性层面，不仅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的对话，而且必须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同时代世界上各种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的直接的和积极的对话，这样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宽广的理论视野和现时代的理论价值。无论我们是在实践理性层面强调用中国视野去透视世界问题，进而从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问题，还是在文化精神层面强调民族文化同世界各种文化积极的和开放的交流与碰撞，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而言，都要升华到理论理性的层面，丰富创造性的·13·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在全球化背景下，正如问题意识的视域交融和文化精神的交流包容一样，理论的创造力也越来越依赖于不同理论理解和理论形态的对话与交流。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生命力和创造力不会体现在中国的或其他某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成为最全面的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越来越体现在各种各样无疑是片面的甚至是带有失误的民族化和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有独特见解的其他社会历史理论之间围绕着人类共同关心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展开的积极的对话、交锋、审视和批判之中，体现在这种开放的理论批判精神和理论视野所带来的创新和推动力之上。因此，不仅在实践理性层面，而且在理论理性层面展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当代其他社会历史理论之间的自觉的和开放的对话，打开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世界向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可或缺的视野。就当代的紧迫性来说，最重要的是应当开展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及当代众多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积极对话，因为在这种对话中，我们不仅可以把中国经验的哲学升华，即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意识和文化价值带入世界的理论交流和对话中，而且能够为自己提供关于发达工业社会许多重大问题的各种理解视角。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无论其存在多少差异和冲突，存在多少缺陷和错误，他们的主要批判对象都是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状况和所面临的问题或危机。正如有的学者断言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理论家承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批判精神；他们密切关注时代的变化，密切关注人类的境遇和命运，创造了多种哲学概念、社会分析工具和方法，然后用这些‘批判的武器’，对现代社会、当代社会的本质、结构、特征及人的生存境遇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赵剑英、张一兵主编，第2页)安德鲁·芬伯格在《可选择的现代性》中谈到中国的发展问题时强调：“西方对技术和社会的反思也许能够为中国提供一种更有选择性和批判性的观念。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不仅考虑西方政府和公司的官方宣传，而且还考虑将对西方未来的形成作出贡献的各种批判的声音，那将肯定是有益的。”(芬伯格，中文版序言第5-6页)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是各种这类批判声音中的最强音。因此，可以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关于大众文化、技术理性、意识形态、物化和异化、国家和领导权、性格结构、消费社会、文化逻辑、交往机制、生活世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信息化、全球化等问题的批判理解，会为我们建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综上，我认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只考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正如缺少中国经验和中国文化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必定是残缺不全的，回避马克思恩格斯身后一个多世纪的西方问题、西方文化发展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也必定是有局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