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2010年48号文件提出，建立艾滋病治疗的指定传染病医院和指定综合医院。我觉得，应该逐步让传染病医院退出，普遍由综合医院来接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医疗。
艾滋病医疗，不需要隔离在传染病医院，那是旧传染病法的产物。
传染病法修改了，医疗场所也可以改了。
应该要求医院落实《艾滋病防治条例》中的“标准防护原则”，而无论手术病人是否是感染者。但标准防护是需要经费的，卫生部门应该加强标准防护所需要的经费。
《法治周末》：为什么中国男同性恋人群HIV感染会持续上升？
常山：艾滋病在男同性恋者中间发展，就是缺乏推广性安全的工作。在性行为中，男同性恋之间比较高的肛门性交是传染快的重要原因。
男同性恋人群感染率上升我认为有下列因素：社会交往越来越活跃，性行为比较多，性行为参与人数也多；娱乐场所缺乏安全套，娱乐场所不敢提供安全套，害怕警察查；卫生部门主要关注检测和发现疫情，而不是预防性传播，不重视安全套发放；大量经费被挪用。
学校缺乏性教育和艾滋病教育。一些青少年同性恋者“出柜”后，如果走入娱乐场所，被人找的机会多，防范意识和准备可能不够。
很多男同性恋者是和异性结婚的，不好随身携带安全套，害怕太太知道。
中国需要面对性娱乐场所的现实，制定切实的公共卫生策略。
法律制度和政策，应该鼓励同性恋者去找同性结婚，而不是压迫同性恋者去找异性结婚。后者反而会增加艾滋病传播的危险，不仅使伴侣关系更加脆弱，而且使艾滋病从男同性恋者向异性妻子、异性恋人群传播。
《法治周末》：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了保护自己而保持沉默，这样是否会带来更大的感染别人的风险？
常山：艾滋病性传播的预防，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和感染者是否沉默无关，因为性行为是自己自愿参与的。
《法治周末》：中国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干预几乎没有，您有何建议？
常山：心理卫生很重要。可以要求卫生部和教育部联合在大学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开设艾滋病课程，鼓励心理学和社会学家们参与艾滋病的研究和服务。
《法治周末》：防艾志愿者中多是一些感染者。
常山：艾滋病防治工作鼓励和支持感染者参与。感染者参与有很多优势，比如对疾病敏感、疾病是自己的切身经验，可以与人们分享。但是，无论感染与否，艾滋病防治工作志愿者，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行业标准和规范。
现在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缺乏基本的培训，相关知识和能力都缺乏，也缺乏规范和伦理的约束。主要问题是一些地方并不想支持正规的、综合的基于社群的艾滋病组织发展，而是找小工。
如果只是找小工，自然就会找无业、贫困的志愿者，好控制、也廉价。这种环境下的志愿者，自然就难以胜任教育社群的目的，而不是做一些表面的、指标化的任务。
很多这样的志愿者，开始的时候没有被感染，后来被感染上。这说明，志愿者的能力、意识状态，似乎并不适合教育他人，而只是把卫生部门当成了民政部门发放低保的机构。还有很多志愿者开始是来交友的，并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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