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荣：一位记者眼中的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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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钱文荣作为新华社一名“老牌驻外记者”结合自己在联合国的所见所闻，以举事例的手法，深入浅出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丰富多彩的联合国画卷：一是国际风云变幻的晴雨表；二是各国政要、媒体的博弈场所；三是记者们的天堂。

联合国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1945年10月24日在美国加州旧金山签定生效的《联合国宪章》标志着联合国正式成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存在着一个类似于联合国的组织“国际联盟”，通常可以认为是联合国的前身。截止到2011年联合国拥有193个会员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功能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那么，新华社记者在联合国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下面，我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作为一名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感受到的联合国。

一、 联合国是国际风云变幻的晴雨表

对于在联合国上演的一系列国际风云变幻，我重点选取四个事例介绍一下。 

事例一：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1987年提出了“新思维”，包括调整苏联对美国的政策，同年第42届联大召开的时候，苏联代表团在联大会场的记者当中散发了在《真理报》上刊登的按照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写的题为《安全世界的现实和保证》的文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是要把过去苏联在联合国对美国采取的“你赞成我反对”的对抗态度转换成与美国协作的态度，与此同时，美国也调整了在联合国对苏联的政策。针对美苏关系的暧昧，我于1987年撰写了一篇题为《美苏对联合国的政策发生变化》的文章，文章对美苏关系的变化进行了客观描述、评说，对我国确定对联合国、苏联、美国的政策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全文被刊登在《瞭望》杂志上，美国人看到以后立即进行了全文翻译并作为内参。

事例二：1988年时任联合国第五任的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这是充满着最吉祥和平前景的一年。当西方世界举杯把盏欢度1979年圣诞节之际，苏军在空降兵的配合下，以10多万人的兵力，兵分两路对阿富汗进行武装入侵，如果说入侵阿富汗是一夜之间完成的，那么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到1988年苏联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差不多用了9年的时间。另外，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为沙特阿拉伯河这块有争议的河流，借口抵御“伊斯兰革命”，悍然向伊朗发动军事进攻，从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两伊战争”实际上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消耗战，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持续了8年之久，最后在安理会的斡旋下，1987年一致通过第598号决议，要求两伊立即无条件停战，后经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及其助手的多次斡旋，两伊同意从1988年8月20日起全面停战，这是两伊从战争走向和平的重要转折。此外，在联合国的斡旋下，纳米比亚问题、西撒哈拉问题、塞浦路斯问题获得了转机，推动了事态的良性发展。面对这种世界格局，我于1988年写了题为《国际风云变化中的联合国》，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讲的是世界多极化趋向，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日渐上升，同时多极化的变化促使了超级大国对联合国态度的转变，由此成为促成联合国复兴的重要因素。

事例三：1989年苏联解体前夕，美苏在联合国协作的态势进一步明朗。原来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中凡是涉及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一般来说是与中国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到了1989年，苏联基本不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主要考虑美苏之间的关系，由此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担忧。为此，我采访了当时的联大主席加尔巴（尼日利亚人），问他到底怎么看这种新的变化，同时也采访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认为美苏缓和在一个角度来说是好事，但是美苏的缓和并不能保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此，加尔巴援引了非洲的一个谚语，“两头大象打架的时候，周围的草地会遭殃；而当两头大象做爱的时候，遭殃的还是周围的草地”。美苏对峙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苏联是站在发展中国家利益一边的；美苏合作的时候，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都不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基于这种变化，我于1989年写了一篇题为《美苏合作与第三世界的担忧》文章。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影响比较大，美国媒体持续两个礼拜对这篇文章加以评论。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罗高寿访华抵达北京机场后，面对外国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对《美苏合作与第三世界的担忧》这篇文章是怎么看的？我觉得记者在联合国里边除了写日常的新闻报道、消息、发言以外，你一定要使中国乃至世界读者了解国际社会到底发生了或是要发生什么，这非常的重要。 

事例四：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推翻科威特政府并宣布吞并科威特。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取得联合国授权后，于1991年1月16日开始对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拉克军队发动军事进攻，主要战斗包括历时42天的空袭，在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边境展开了历时100小时的陆战。多国部队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决定性胜利，重创伊拉克军队，伊拉克最终接受联合国660号决议，并从科威特撤军。之后，美国总统老布什在联大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实际上就是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新秩序”在联大一经提出，引发了激烈辩论，当时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种对立的立场。美国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是从统治世界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反对这个观点，发展中国家认为世界新秩序应该是在公正、平等、合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且应给予发展中国家以足够的地位，而不是由哪个超级大国来领导，这就提出了联合国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佛利卡在联大会议上强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维护主权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后一道防线，美国提出的所谓“新秩序”实际上是要侵犯我们的主权。对此，我于1991年写了题为《从联合国看世界格局的变化》的文章，后来又在美国的报纸上发表了题为《两种对立的世界新秩序观》的文章。

二、联合国是各国政要、媒体的博弈场所

每年特别是联大期间都有大批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及其他方面的高级人员聚集在联合国，为本国的利益奔走、发言，使得联合国成为各国政要、媒体的博弈场所。

事例一：温家宝总理根据当前国际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在今年联大有针对性地对国内问题进行了5分钟的演讲，内容主要包括：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两年国际社会出现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由此提出要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国际责任，国内有些学者、媒体也鼓吹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针对这个问题，温总理特别着重讲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当然是要承担国际责任，但是只能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承担国际责任。这是要明确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使国际社会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第二，温总理强调中国仍然坚持改革开放。现在我们强调要扩大内需，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担心，中国扩大内需以后是不是就不再对外开放了？如若引发了西方国家的这种担心，那么，我们吸收外资就要受到影响，这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所以温总理重申，中国坚持改革开放长期不会改变；第三，针对这两年西方舆论乃至政治家们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炒作说，中国强大以后也要称霸，温总理重申了毛泽东同志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永不称霸”，但是针对当前中国发展的良好态势，温总理这次用了另外一种表述，即“中国绝不走强国必霸之路”；第四，关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问题，温总理讲到，中国要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中国在领土完整、维护主权，祖国统一这三大问题上，绝不妥协、绝不退让。这是针对今年年初美国给台湾售卖武器以及“钓鱼岛事件”。

事例二：面对伊朗核问题，美国要对伊朗进行第四次制裁，中国与俄罗斯反对，特别是中国坚决反对。如果按照美国年初提出的制裁方案，中国在伊朗的利益将受到很大的损失。制裁方案是要禁止任何国家向伊朗买石油，也禁止任何国家把汽油卖给伊朗，还要冻结任何国家与伊朗所有的军事往来，这样，中国的利益将受到很大的损害，因此，中国外交部在中央领导的指示下履行了否决权。最后，对伊朗的制裁仅仅还是限制于它发展核武器的范围之内。

事例三：1981年前的10任秘书长几乎都是发达国家的人，发展中国家唯一入选的一次是一位名为吴丹的缅甸人。吴丹于1959年担任联大副主席，1961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因飞机失事身亡，由此1962年11月30日，吴丹当选为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1981年时任驻联合国大使林庆（林庆大使是林则徐的重孙），向中央提出建议，这一届联合国秘书长人选必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中国的这个目标在联合国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热烈支持。为此新华社联合国分社接连写了两篇书评，分别是《谁应该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坚持磋商和斗争》。当时参加竞选的秘书长有两位，一位是已经连任两次且当时执政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奥地利人），他要竞选第三次；另外一位是当时坦桑尼亚的外交部长萨利姆。中国坚决支持萨利姆担任秘书长，美国还有当时的苏联支持瓦尔德海姆，这就造成了双方在安理会投了16次否决对方人选的否决票，结果迫使瓦尔德海姆退出，继而萨利姆也宣布退出。在双方磋商过程中，西方国家看出中国一定要由发展中国家入选本届联合国秘书长的立场，所以此后磋商提名的9位候选人全部属于发展中国家，最后推选了时任秘鲁外交部长的德奎利亚尔。从德奎利亚尔开始至今的三任联合国秘书长分别是加利（埃及人）、安南（非洲人）、潘基文（韩国人）。在政治博弈的过程中，达成了这么一项制度，不能说谁是发达国家，谁有钱就当秘书长，必须要按地区轮换轮流，这样有了发展中国家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机会，这是中国对联合国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事例四：常驻联合国的记者很多，我在职的时候，常驻联合国的记者大概有450人，最近我看减少了一点，在联大期间，一般到会采访的记者超过2000人，但是每一位到联合国采访的记者首要的事情是想办法采访到联合国秘书长或是联大主席。相比而言，联大主席比较容易采访到，因为秘书长实在太忙了，每年联合国秘书长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达3800多次，平均每天要参加10.5次会议，此外，秘书长每天还要约见4到5位驻联合国的大使，在联大期间还要召见各国领导人，因此，在联大期间你要采访到秘书长是很不容易的，通常在这种忙碌的情况下能够专访到秘书长的大部分是发达国家的媒体，诸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它们具有不成文的采访优先权。截止到我离开前的1992年初，我作为新华社驻联合国的一名记者三次采访到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很有意思的，这也跟时代背景有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