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源链条最痛处：一个矿工村的生存样本

这里是矿难的另一个现场：矿工输出的源头。

在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最高峰的时候，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壮年男性到山西当矿工。过去的20年里，频发的矿难，让这里成为了国家能源链条上，最疼痛的一环。

没放鞭炮的家庭

在贫困的驱使下，往日熟练的农民成为笨拙的矿工。他们没有太多安全知识，且只能寄身无证或者条件差的小煤窑。

镇上烟花的声音循着溪水进到深山。过年的热闹，让王多权觉得悲伤。

在这豹溪沟尽头的房子里，家具都已经破旧了，搭着布帘的21吋电视机是唯一的大件电器。瘦小的王多权躺在床上，眼窝深陷，屋内漂浮的灰尘顺着光线落到他的头发上。

雪从腊月底开始，已经下了一个多星期。正是一年最冷的时候。煤块在床边的炉子悄悄燃烧，但热量似乎被寒冷吞噬尽了。36岁的王多权已经躺了16年了。16年前发生在山西煤矿的事故，砸断了他肩胛下的脊椎，并将他的人生死死地定格在山间的家中——王多权自腰部以下瘫痪，大小便失禁。

王多权的家乡陕西省平利县八仙镇，地处高寒山区，土地贫瘠，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外出务工的浪潮席卷了山乡，男人们抛妻别子去往外乡谋生。务工收入逐渐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

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发展催生出能源开发的热潮。一大批安全生产不合格的矿井和黑煤窑在山西出现，并需要大量劳动力。淘到第一桶金的山乡村民回到家乡，将山西描述成为一个遍地都是“乌金”的地方。

越来越多的八仙镇男人在贫困的驱使下，走进了矿井。这些新矿工多数没有太多安全知识，他们并没有机会进入国有矿井，只能寄身无证或者条件差的小煤窑。

“当初去山西挖煤，就是为了赚够结婚的钱。”王多权说。1996年春节后，20岁的王多权放弃了在家中烧木炭的营生，和亲友一起到山西省汾西县一处私人煤矿做矿工。八仙镇的矿工多数是王多权这样的中小学毕业生。父母放心王多权外出是因为煤矿的承包者就是他的表哥。

王多权需要将几百斤的煤车拉到指定的位置，上班十二个小时内他可以拉30车。每车的工资是8毛多，这样他每天就可以挣到二十块钱。每次上完班都黑得“只看得见一排牙齿”，很多人累得衣服也不脱就躺倒睡下了，王多权则每天都坚持洗澡，衣服也是洗得干干净净。

“8月16日中午两点多，”王多权清楚地记得16年前的那一刻，“半吨煤啊，突然塌下来压在我身上，当时并没有昏过去，我摸了摸腿，已经毫无知觉了。”后来到医院他才知道，煤块砸断了他的脊椎。

八仙镇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壮年男性到山西做矿工，这里的小孩子在很小时就已经明白冒顶、透水、瓦斯爆炸的含义，矿难将两个相距千里的地方牢牢地纠缠在一起。在八仙镇乌药山村一组，数十人的廖家湾院子近年已有四人在矿井中死去。小伙子春节后活蹦乱跳地出去，回到家乡的往往就只有他们的骨灰盒，到山西做矿工被称为“脑袋拴在裤腰带上”。

过去的16年里，是父母支付着王多权维生的粮食和药品。因为是亲属，王多权获得了表哥付给的两万元赔偿，煤矿的承包者表哥当时也没有什么钱。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煤矿死亡总人数的70%左右。”王多权是“70%”这个数字之外的“幸运者”。

事故后，未婚妻到医院看过王多权后，便不再应承结婚的事情，计划中的婚事泡汤了。之后，未婚妻转而嫁给了王多权的弟弟。为了照顾王多权，家中经济一直很紧张，在为王家诞下一名女婴后，弟媳还是离开了豹溪沟远走嫁人了。

春节前两个月，父亲忽然去世了。父亲死前忙于修建一口水池，一直在几公里外的沟口背石头、水泥，日夜赶工。他想用池里的水熬制麻糖去集镇上卖。水池刚做好，父亲就大口吐血，等到家人发现倒在地上的父亲，他已经没有气息了。

年关时节的大雪，将王多权家的房屋和荒山连为一体，清冷灰暗。邻居多数都已经搬出山坳，院子里静悄悄的。偶尔，阳光透过窗户将屋里照亮，化雪的水从屋檐滴进水窝，听着声音王多权可以感到一丝生机。

王多权家已经很久没有放过鞭炮了，自从他出事之后，这个家庭的神经始终处于紧绷状态。有人说，陕南农村过年不放鞭炮的人家十有七八是在煤矿里出过事儿的，因为悲伤和贫穷。在豹溪沟的几十户人家里，就有十几人死于山西的煤矿。山沟里静悄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