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年徘徊期邓小平的“一声炮、三把火”（2）

二、在广州、成都点了 “两把火”，谈经济政策问题

点了“三把火”也是邓小平自己的说法。1978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先说说前“两把火”，即邓小平1977年11月在广州的视察和1978年2月初在成都的视察。

1977年11月中旬，邓小平到广州视察。11月17日，他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听说有些地方规定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时，引起了他的深思。他明确指出这是错误的，是形式主义。由此他感觉到：“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他对一些政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农村政策时，他指出：生产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不能随便过渡，大队核算也不能搞早了。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复。在谈到按劳分配问题时，他说：农村中有个按劳分配问题，工厂同样有这个问题。包括奖金制度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合理的要恢复起来，不合理的要改掉。

在谈到外汇问题时，他说：广东紧邻港澳，搞外汇有很多门路，要多搞点外汇，赚回钱来。把生产生活搞好了，才能解决一些老百姓“逃港”的问题。他明确指出：“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他特别提出，“从旅游角度可以解决广东许多问题”，要发展旅游事业赚取外汇。他还提出要研究广东、福建两省的侨务政策。这表明，此时他已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两省作为突破口，冲破闭关自守状态，逐步走向国际市场的问题。

邓小平要求广东的同志“写个报告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同时“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1978年4月，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还提出要支持广东搞出口基地，以进养出。他的大力支持给广东的同志以很大鼓舞和启发。1978年10月，广东省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的改革开放更是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

在这次视察中邓小平感觉到，人们思想中还有很多“左”的束缚，还有很多条条框框，实践中不敢迈开步子，甚至很多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做法也不敢去改变。两个多月后，他在成都视察时再次提到“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事例。

1978年2月初，邓小平在出访缅甸、尼泊尔途中返回四川成都短暂休整。当时，四川一些农村采取“文革”前“包产到组”的做法，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遭到来自上层的一些非议。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负责人汇报后指出：“有些问题是共同的。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他提出要清理一下现行政策，“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邓小平的这番话，使深感有思想压力的四川省委领导如释重负，倍感鼓舞。不久，四川省委就制定《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始进行农村改革的探索。

广州和成都这两次谈话时间相隔不长，主题也比较一致，都是谈政策问题。在两次考察过程中，邓小平坦率承认内地与香港相比“生活不好，差距太大”；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需要“清理”；明确提出要多搞门路赚取外汇。这些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疑是“点火”之举。

邓小平的这“两把火”在他所到之地点燃了改革开放的思想火花。然而就全国来说，思想上还有很多“禁区”，广大干部群众还有很多顾虑，不敢打破条条框框。时局的真正转变，期待着新的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