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年徘徊期邓小平的“一声炮、三把火”（3）

三、在东北点燃 “第三把火”，为改革开放作思想发动

经过前“两把火”，邓小平明白，单纯从具体经济政策入手来推动工作是不够的。各项工作最后都要靠人来执行，在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的条件下，“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很多事情都不敢搞”。“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于是，邓小平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放在解放人们的思想、推动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上来。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很快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但这场讨论却受到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观点同志的压制，甚至有人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后来争论越来越大，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大争论。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讲话针锋相对，矛头直指那些搞“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人。

正当大讨论展开之际，邓小平离开北京，率团参加朝鲜国庆三十周年庆祝活动。9月13日活动结束后，他并没有立即回京，而是在东北三省进行了五天的视察，回京途中又视察河北唐山、天津等地。邓小平点的“第三把火”，就是指他这次视察中的沿途讲话，主要是讲两大问题：一是思想路线，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在思想路线方面，邓小平再次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他在吉林、辽宁等地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要做到实事求是，前提条件是鼓励人们大胆独立思考，而不能到处设思想“禁区”。邓小平说：“‘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他指出：“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他提出，“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所有的人开动脑筋，就有希望”。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问题上，邓小平集中对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要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开展对外经济联系等发表了一系列看法。

关于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他在吉林长春、辽宁鞍山等地指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他还发人深省地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关于要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他在视察本溪钢铁公司和大庆油田后明确指出：我们国家机构体制“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他提出要发挥基层积极性，扩大基层企业的权力。几天后，他在视察鞍钢炼铁厂时再次强调：“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必须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

关于开展对外经济联系，9月16日，他在吉林长春指出：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没有，人家封锁我们，现在有了。他提出要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甚至可以引进外资、合资经营。这表明，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在考虑对外开放的步骤和方式问题。

在广州、成都的前“两把火”中，邓小平提出经济政策问题时，人们思想上还有所顾虑。但经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抓住时机、趁热打铁，适时点燃“第三把大火”，集中谈思想解放、实事求是，集中谈改革、谈发展，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恩茂回忆说：小平同志的讲话，促进了我们思想的大解放，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开始敢讲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小平同志做了很多思想发动工作，为召开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

历史转折点上的蜿蜒曲折、峰回路转，总是令人回味感叹。通过回顾邓小平的“一声炮”与“三把火”，可以明白看到，历史的转折并不是那么轻易实现的。经过这次东北之行的最后“一把火”，邓小平看出，人们思想上的束缚开始解脱，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呼之欲出。一个月后，他又访问了日本，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引起他对解决中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引导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胜利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高速列车启动了！

〔作者戚义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