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南泉：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指导思想

至今，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和与对其本人的评价，仍存在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认为，苏联剧变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逐渐脱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本文并不准备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及其本人加以全面评价，而只是对在研究戈尔巴乔夫时长期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其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指导思想进行评述。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在推行体制改革的同时，一直在进行理论讨论，鼓励学术界大胆探索改革理论，使得在理论上有一个原则性的突破，以适应根本改革体制的需要。1986年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二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改造经济机制，首先得改变思想，抛弃老一套的思维和实践模式。”（苏联《真理报》1986年2月26日）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近七年的发展情况来看，戈尔巴乔夫提倡的新思维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它实际上包括了当代所有的主要问题。”（《改革与新思维》，[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新思维有关国内问题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原则问题，特别是根据根本改革体制而提出的一些新观点，这也是构成苏联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

戈尔巴乔夫在整个执政期间，在其体制改革（不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过程中，一直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从改革的实践过程看，戈尔巴乔夫其指导思想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强调人的作用，人的积极性和人的利益是改革的出发点。

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实际上建立的是“专制极权和行政命令的官僚体制”。在这种体制模式下，人不被当作目的，而是当作手段来使用，也就是说，把人当作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这样的结果是，必然在经济上产生人与生产资料、劳动成果的疏远；在政治上产生人与政权的疏远。为了克服上述弊端，要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重新振作起来，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克服人与所有制、与生产资料、与政治进程、与政权、与文化的疏远现象，从而需要明确人是问题的中心，明确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人是“万物的尺度”。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体制改革过程中，有关人、人权问题，提出了不少看法。

经济体制改革：管理民主化与自治

从经济体制改革来看，解决人与人权问题，其主要出发点是：首先要使经济面向人，面向社会，全部生产面向消费者的要求，目的首先是使苏联能创造出无愧于现代文明的劳动条件与生活条件，保证公民经营自由；其次是要保证劳动者变成生产的主人。

为了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人、人权问题，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苏联特别强调了管理民主化和自治理论。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民主管理、自治、自我管理等概念已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接受。这是与他对上述问题给予的重视分不开的。他强调：只有通过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所固有的民主形式和扩大自治，才能在生产、科学和技术、文学、文化和艺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前进。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保障自觉遵守纪律。只有通过民主和借助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实现。

戈尔巴乔夫还强调改革与推动民主和自治制度的紧密联系。1987年5月18日，他在回答意大利《团结报》编辑部问题时说，苏联的“改革意味着深化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人民自治。这指的不是摧毁我们的政治制度，而是更充分、更有效地利用我们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在民主问题上，“苏联国内的分歧主要涉及民主进程范围、程度和速度问题”。他还说：“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改革的目的、条件和强大武器。”他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推行民主化方针是粉碎阻碍机制的主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