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访美之旅：没有承诺，但为未来铺平道路

习近平此次访美，形式上是对美国副总统拜登2011年8月访华的回访，但双方都清楚此访意义重大，远超外交意义上的回访。这次访问，恰逢美国大选年，又在中国的领导层发生更迭之前。美国各界高度关注，一是因为习近平的特殊身份，二是因为去年中美摩擦加剧，此刻“中国话题”正被美国逐渐升温的选战炒得越来越热，不少美国政治人物以对华强硬来拉升人气。这种趋势令人不由对未来中美关系充满忧虑。因此有媒体期待习近平访美，“或为未来10年中美关系重新定调”。

自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态势是既重要又复杂。一方面中美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且双方缺乏战略互信;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已是高度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关系这种既重要又复杂的现状，决定了只有两国最高领导人投入关注，才能得到有效协调和发展。如果没有频繁的高层互访，中美之间的问题可能会更多、更严重。

在正式访问前夕，习近平接受《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向美国表达了坦诚与友善。肯定“中美关系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富活力和最具潜力的双边关系之一”；并安慰美国，“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未来十年中美关系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保持“非敌非友”的关系？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中外专家们各有看法，但均认为在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现实形势下各自应该调整心态，减少猜疑，扩大合作。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就是，“中美两国应共同进化。”

“他们”与中美关系

2月14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抵美。西方主流媒体无一例外地在醒目位置围绕未来的中美关系大做文章。

不管是《纽约时报》不事渲染地认为习近平此行将试图向美国介绍自己，还是《华尔街日报》稍显乐观地报道其访美有望缓解两国互信赤字，抑或是英国《卫报》“习近平并不轻松的华盛顿之旅”的保守观望，无疑，中美关系在2012开局之时再度牵动了国际神经。

历史仿佛重演。已有西方观察人士将此行程与历史上197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破冰之旅”、200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的“新世纪之访”比照，认为这又将是新阶段中美关系的开启之旅。不过，也有国内专家并不认同这样的对比，“习近平此访是在两国元首去年达成的合作框架下，进一步推动各项协议的落实，并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主任刘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至于有媒体分析认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换届前夕均会重点访美是否已成惯例，他表示不认同，因为访美与否由两国利益决定，而非人为安排。

不过，美国人的兴奋有其道理，因为40年前的这个时候，正值春寒料峭之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由此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春天。40年后的今天，世人关心的是，一直曲折前进的中美两国关系在新十年开启之际的历史节点上，将呈现怎样的走势。

“那个戴牛仔帽的老人”

时间已经过去33年，姚凤北和他的老友、中国驻休斯敦前副总领事刘一斌聊起邓小平访美的经历，依然难掩激动，因为“那个戴牛仔帽的老人”给包括他在内的美国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平易近人与细心让人感觉不到是一位领导人”。

刘一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姚凤北1979年与邓小平合过影。“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台湾人姚凤北，在接待邓小平的活动中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由于当时这位34岁的年轻人比较害羞，在见面会后大家与邓小平合影时躲在外围没有参加。合影结束后，邓小平走到他身边说：“来，咱俩单独合个影。”

刘一斌是在邓小平访美事隔十年后到休斯敦工作的，他在工作、生活中接触到的不少美国人，都对邓小平赞誉有加，原因是“他亲切温和的形象打消了他们心目中固有的中国领导人呆板、严苛的成见，在所到之处有极好的人缘”。

“他们都没想到，邓小平会戴上牛仔帽观看美国人骑牛骑马竞技表演。”刘一斌说，类似这样的举动让美国人对中国开始重新认识。

这样的邓小平同样被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傅高义高度评价，认为这“显示出他杰出的公关才能”。现年82岁高龄的傅高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和他此前撰写经典之作《邓小平传》一样，将不吝赞美之词送给邓小平，他回忆说：“在得州的赛马盛会上，他欣然戴上一顶大牛仔帽，给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他的坦率与平易近人给大多数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则相当欣赏他的智慧。”傅高义认为，这让人们意识到，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新生，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当然，邓小平访美除了用平易微笑融解坚冰，更重要的是傅高义口中评价的“智慧”。“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他总是引导他们谈一些与其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同时也会向他们透露两三件重要事情，这些事情通常比他在国内的公开谈话深入些”。

这些事情在傅高义看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十年动乱已结束且不会重演;第二，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愿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但也要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会将自己置于容易受到压力的境地。

傅高义认为，这样的智慧使得双方在解决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障碍——台湾问题上得以达成共识，使邓小平在国际上的威望不断提高，在国内的声望也与日俱增，并成为新中国新时期的实际领导人以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刘一斌总结认为，邓小平访美不但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还为中国今后的外交战略打下了基础。实践证明，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在此后数十年中为中国发展赢得了重要时机，塑造了良好的国内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