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胡适是中国的“自由男神”

今人提起胡适“出道”，必用“暴得大名”四个字来概括。1917年，年方26岁的胡适，掀起文学革命，领军新文化运动，一出场就倾倒众生，并非偶然。本名胡嗣穈的胡适4岁丧父，在绩溪老家读私塾时就不同凡响，对古典文学颇有兴趣。15岁那年，他读了严复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对他影响至深，他索性改名胡适，字适之。辛亥之后的中国正处在思想断层、学人断代的转折点，受传统私塾教育长大的胡适留美归来，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胡适早在美国留学时就怀着做国人导师的奇志，归国后第一次演讲，就引用荷马诗句向老派学人领袖章太炎叫板：“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其实无论中学还是西学，胡适都不能算顶尖，但他能把中西融会贯通，就像他儒雅的外表，完美结合了古典书生和欧美绅士范儿。 

在影片《建党伟业》中，扮演胡适的是香港英俊小生吴彦祖。这次选角曾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质疑一个偶像派演员无法演绎学术大师的气质，更有人质疑，胡适有“那么帅”吗？其实在当时社会，胡适确实是个“超男”，一举一动都是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唐德刚甚至说，“看胡适”是宗“娱乐项目”，“与‘看梅兰芳’实在是大同小异的”。章士钊曾抱怨：“胡适简直成了无冕皇帝，青年们除了他的话，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从20世纪50年代批胡运动之后，胡适成了被大陆主流话语边缘化的人物。一切皆源于胡适在这场革命中的“保守”和“落伍”。新文化运动后期，他的同事和挚友们--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拥趸，唯独胡适唱反调，与他们分道扬镳，不被时代洪流所裹挟。 

与陈独秀的相知与分手 

胡适和陈独秀这对安徽老乡，是“五四”的两大精神领袖，他们联手开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后来他们在政治理念上各奔“左右”，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思想大分流的标志事件。 

胡、陈的神交自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已开始。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而胡适在大洋彼岸酝酿着白话文运动。两人虽未谋面，一看到对方的文章便互相折服。在陈独秀的热烈要求下，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的《新青年》，提出“在所有的文学里，皆用活的文字--用俗语--用白话！”一石激起千层浪。胡、陈虽同生于安徽，性情却截然不同，一个快意恩仇，一个温润如玉。审慎的胡适想着白话文运动“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能成功”。陈独秀急了，紧接着下一期《新青年》就发表《文学革命论》，将胡适封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而陈本人“甘冒全国学究之敌……以为吾友声援”，“愿拖四十二门大炮，为之前驱”，将改良助燃为革命。 

提出惊世骇俗言论的胡适却没有成为全国学究之敌。他初次回国返乡时，穿的是夏布长衫而不是西装，这小小的细节一举通杀遗老和新秀。以致新文化运动中，老辈们看不上的破坏性行为，都记在特立独行的陈独秀账上，而略涉建设性的新思想、新道德等，就一律归功于未丢弃传统伦理的胡适之。1921年胡适在日记上写到：“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实情是胡适在自己的婚礼上对伴娘曹诚英一见钟情，试图离婚再娶，小脚夫人江冬秀抡起菜刀来拼命，胆小怕事的胡适这才作罢。 

1917年9月，身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力推刚从美国回来两个月的胡适到北大担任教授。当时北大荟萃了周作人、刘半农、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新知识分子，是新文化运动大本营，而胡适与陈独秀是最耀眼的领袖。胡与陈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又经常谈不拢，各持己见，吵起来是常事。有趣的是，他俩吵架，总是脾气不好的陈独秀先让步，低声细语，而以脾气好著称的胡适却常对陈高声大喝，还用手杖敲地板。真是一物降一物。 

对于胡适来说，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再造文明的尝试，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次思想革命，应与政治保持距离，要唤起文化的觉醒，这才是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这也是陈独秀等人的早期设想，《青年杂志》创刊号明确写着：“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李大钊致力于把《新青年》办成“马克思主义专号”，陈独秀也开始写政治文章。胡适与陈、李的分歧就此开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对于之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高潮，而胡适直到晚年还叹息这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终于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胡适虽然对陈独秀参与政治不满，但他多次为陈挺身而出。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这份传单上半部是中文，下半部分的英文正是胡适应陈独秀之请翻译的。事发之前，胡适与陈独秀一起喝茶，喝完胡适回家，而陈独秀却跑到商场楼顶扔传单。胡适马上利用在京的安徽名人与时任警察厅长的安徽人吴炳湘疏通。同时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信，想保陈独秀出狱养病。黑白两道努力，终于把陈独秀救了出来。 

陈独秀入狱是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关键转折点。出狱后，陈为避风头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与李达、李汉俊等接触--用胡适的话说，独秀在上海“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陈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道路，胡适与陈独秀在政治理念上正式分手，新知识分子界长达四年的联盟就宣告结束。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协助中国成立共产党。鲜为人知的是，维经斯基来华最先见的是胡适，大概是看中胡适在新文化圈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维经斯基有意让胡适建党，胡适未应允，但他推介了陈独秀。后来在李大钊的促进下，维经斯基从北平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胡适虽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更不愿参与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但他充分尊重并支持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