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胡适是中国的“自由男神”（3）

重视感情与自由 

欧游归来的徐志摩任北京《晨报副刊》主笔，并组织了“苏俄仇友”大讨论。包括徐志摩在内的许多自由主义朋友邀胡适参加“反赤化”的讨论，胡适迟疑很久，始终没有加入。因刊登反苏言论，《晨报》报馆被左翼青年在游行中纵火焚烧。本来已对左翼抱有好感的胡适愤怒地写信给陈独秀：“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词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事实证明，胡适从未与陈独秀做仇敌。他虽然不能苟同陈的政治信仰，但他们保持了终身的深厚友谊。1927年，蒋介石上台后开始大规模清党。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被捕后亲笔写了求援信给胡适，落款“陈友生”，即陈姓朋友所生的孩子。胡适马上托关系求人，没想到，胡适这一动作反而暴露了陈延年的身份，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得知自己抓到的是赤党头目的儿子，竟将他立即残杀。 

同年，李大钊惨遭杀害，胡适为李的遗孀向北大校方争取增加抚恤金。1930年，《胡适文存》第三册出版，扉页题词--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胡适将共产党创始者的名字写在自己著作的扉页上，无视白色恐怖的威胁。1933年，胡适带头捐款，给李大钊在北平购置墓地安葬。1934年刘半农去世，胡适挽联的上联曰：“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 

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当时陈已被中共开除出党，被捕后，中共方面也不营救他。胡适联合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主张从轻发落，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而不由军法处理。蒋最终采纳了胡适等人的意见，将陈判刑8年囚于南京。陈服刑期间，胡适接济陈的生活开销，还按陈的要求采买书籍送去。有一次，胡适路过南京，行程紧急没去探监，倔脾气的陈独秀撂狠话要与胡适绝交。胡适后来赶去道歉安抚，又按陈提出的书目送书。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胡适惦念陈独秀安全，向汪精卫求情将陈独秀提前释放。 

1942年，陈独秀去世。他晚年的遗稿由胡适整理编辑。陈的遗稿中深切反思了苏俄无产阶级独裁的弊端。在去往美国的轮船上，胡适读到这些，百感交集。这对老朋友一生曾珠联璧合，曾争执交锋，最终，他们的灵魂又走到了一起，尽管已阴阳永隔。 

胡适与马克思主义的离合，是20世纪前期中国思潮激荡的典型案例。作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典型代言人，胡适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追求国家富强，渴望改变祖国现状。胡适早期并没有完全否定过马克思主义，甚至还对其抱有一丝希望和期待。胡适所不赞成或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阶级斗争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悲剧”。 

胡适毕竟是个理智的、温和的人，自由主义是最符合他性格的选择。李敖这样评价他：“如果我们盼他热情多于理智、傻劲近于侠义，那我们一定会失望的。这种情形，对一国众望所系的胡适说来，当然是美中不足的，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他并不想逞快，打翻了一锅粥，这种委曲求全的微意，都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在急进者的眼中，太不够火辣辣了。”胡适的观点今天看来颇有启发意义，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社会重心已失，改良主义适用于美国的“治世”，搬到中国的“乱世”则显得书生气十足。温润的胡适生不逢时，生前未能将他的主张广泛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唐德刚把胡适封为中国的自由男神，并断言胡适的信仰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胡适时代，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