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9日张国焘再电陈、徐并中央，坚持原令，强调川敌好打。结果，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准备执行南下命令。经劝说无效，不得已，毛泽东等当晚紧急开会讨论对策。关于要不要单独北上的问题，讨论中一些与会者曾经有过顾虑，担心这不符合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但在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事态可能的发展趋势后，大家都赞同了毛泽东的提议，以周恩来任右路军指挥，密令一方面军主力连夜北上。关于中共中央决定独自率领一方面军主力脱离四方面军紧急北上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较为流行的是多数中共党史书上关于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等以武力胁迫中共中央南下，被叶剑英发觉报告毛泽东，毛迅即决心采取此一行动的说法。但考虑到9月10日后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来往电报一度十分频繁，双方各陈己见，说明原因，却均未提到密电一事。尔后中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一事件专门会议也丝毫未提及此一密电，故笔者对上述说法表示怀疑。参见《中央致国焘同志电》，1935年9月10日；《中央政治局指令——给陈昌浩、徐向前同志》，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935年9月10日；《中央致国焘同志电》，1935年9月11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71页。
在脱离右路军陈昌浩指挥下的四方面军部队之后，中央致电张国焘，称“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同日，毛泽东等以政治局名义命令陈昌浩、徐向前说：“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71—472页。
当然，中共中央摆脱张国焘四方面军的掣肘，率一方面军主力一、三两个军单独北上，情形也并不乐观。因为这时一、三两个军作战部队很少，全部加起来也不过4000余人，重新编制后的部队只有六个团的战斗部队，而实际的兵力其实只是六个营。以这样少的兵力，要想实现原定的北上在川陕甘或者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是很少可能性的。因此，向北打到苏蒙边界去的问题立即提了出来。尽管李德建议看个把月结果再定方针，不一定要到蒙古去，但在9月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行动方针，这就是：
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毛泽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与结论》，1935年9月12日。
在从最初撤出江西苏区时的87000人锐减到几千人之后，每一个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领导人都明白，现在这种形势对于他们将意味着什么。彭德怀估计：改编后的部队，在进攻作战中一个团只可以对付国民党军的一个营，这也就是说，对付国民党军，全部红军力量只能与其两个团的兵力作战。这自然“要谨慎，不能冒险”。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军队可以调动的兵力有几十个师，而红军再找不到可靠的根据地作为依托，就不得不永远打游击战，以致成为瓮中之鳖，直至被打散。而如果能够通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就有可能保存这几百名干部和几千名战士，将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毛泽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与结论》，1935年9月12日。
然而，比较一年后数万红军实施“打通国际路线”作战而未得的情况来看，以这几千兵力能否由川陕边界一路打到外蒙古边界上去，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冒险计划。这是因为，中央红军已辗转跋涉西南各省，历经艰难，人数锐减却始终无法找到落脚点。靠剩下的这少数兵力，要想在西北更偏远、荒蛮、更少革命基础，甚至毫无地理、人口、物产知识的地区创立根据地，几乎没有可能。因此，北上苏蒙边界是保存红军和中共骨干的唯一选择。
但是，以中央红军当时所在的川甘边界地区，要想打到苏蒙边界去，还有相当遥远的路途和想象不到的种种困难。当时他们所知道的只有两条路线。一是经甘肃、宁夏，直趋绥远的定远营，这是1920年代邓小平等人由苏联前往冯玉祥国民军工作时曾经走过的路线；一是经甘肃狭长的河西走廊前往新疆，这是避开国民党中央军追击的一条迂回路线。无论走哪条路线，几千疲惫的红军部队要想掩护数百徒手的中央干部大队人员安全到达目的地，仍旧危险重重。好在中共中央进入甘南不久就从拾到的一张《大公报》上了解到在陕北还存在着一块苏区，可以做红军的落脚点。于是，他们及时地改变了原定的方针，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杀向甘北，然后转入陕北落下脚来，不走了。
共产国际提出援助方案，斯大林赞成红军靠近苏联
选择北上，以及“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十分明显地始终存在着某种顾虑。这不仅因为曾经历史上有过鲍罗庭“逃跑主义”的阴影在作怪，而且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受到的是“保卫苏联”的教育和熏陶，他们往往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做法是不是会给苏联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因此，如果不是形势所迫，他们通常是不会主动采取这一步骤的。但他们这时不了解的是，莫斯科此时其实并不反对他们向北靠拢，甚至有意向他们提供援助。
还在1930年，斯大林就已经开始意识到需要武装援助中国红军的问题了。斯大林当时曾对中国红军及其根据地能否在靠近中国心脏地区和主要交通要道的南方各省长期坚持下去，表示悲观。在帮助中共中央制定未来发展计划的时候，他当着周恩来的面明确提出：将来红军如果能够向西发展，得到四川那样一块地方就好办了。因为四川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极为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又较为偏僻，红军不会因过分靠近南京受到国民党军队频繁的围剿与进攻。参见拙作：《“立三路线”的形成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争论》，《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最早按照斯大林的建议把红军开入四川的是张国焘。1930年斯大林向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提出向四川发展的建议时，张国焘恰好也在莫斯科。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原来坚持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向西退进了四川的北部地区。尽管张国焘此举纯粹是反围剿战争失利的结果，但其西去的行动不仅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反而受到它的赞扬。共产国际执委会一知道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起川陕根据地的消息，就立即发来电报，对红四方面军在战争不利时主动撤出原苏区，退入四川的行动给予积极的评价。电报称：“在保卫苏维埃领土时，必须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能以付出重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一个地方，这一点对于保卫中心地区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电》，1933年3月，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封电报，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最早的一份明确建议中国红军向西和西北地区发展的正式的指示电。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苏联和共产国际希望红军西去川陕甘，并且希望红军接通新疆地区，尽可能地向接近苏联的方向发展。这一建议的目的，很显然已经包含着苏联希望利用中国西北边界向红军提供帮助的考虑在内了。
1933年秋天以后，由前中共陕甘游击队改组的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界地区渐渐变得活跃起来，这种情况进一步引起共产国际方面的高度重视。共产国际领导人几次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醒中共中央下大力气发展这一地区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以便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之间的联系。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王明和康生两人曾两次写信提到这个问题。其1934年9月的一封信更把向西北发展的工作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信称：如果我们能够将陕北与陕南的游击运动发展起来，我们就能够接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从而接通苏联。因此，“我们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党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共产国际也已同意中共为此派遣一部分西北与北方的干部立即去苏联学习，以便派去西北地区开展工作。《康生、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
自1933年秋天以后，由于新疆新的统治者盛世才积极靠拢苏联，苏联迅速开始展开其对中国新疆的工作。至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苏联兵分两路进入新疆帮助盛世才打败甘肃马仲英部与伊犁张培元部的两面进攻，更进一步加强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力。这样一来，中国红军由东向西发展，苏联的势力则由西向东伸展，两方面的距离迅速缩短，通过中国西北使中国红军接通苏联的前景对共产国际更具吸引力了。
1934年夏，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回到莫斯科。在和各方面负责人交谈之后，他很快向共产国际副总书记兼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就中国红军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提交了他的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中，弗雷德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国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意义。
弗雷德在这一文件中明确提出，目前红军及苏区在中国南方，包括在江西的发展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中国革命当前最具发展前途的根据地是在四川。但四川的工作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它在各方面的工作都相当薄弱，不能适应建立巩固根据地的要求。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几年来斗争的经验，红军的发展极度需要来自国外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只能通过加强中共在西北的工作和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来实现。为此，弗雷德提议，立即在苏联中亚细亚的阿拉木图组织由中共军政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联络部人员联合组成的中共西北局，开始调查通过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员到中国西北各省发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陕北的红二、六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为此不仅应当从莫斯科派遣一些有能力的和具有主动工作精神的中国干部到中国西北地区去，而且应当考虑派遣一些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的华人干部，包括一些从东北来的游击队成员，通过新疆到中国的西北地区去，充分利用西北地区的各种武装力量，并把它们改造成革命的武装，使之与四川的斗争汇合起来。同时还应考虑在苏联的中亚细亚地区组织一个秘密的军政学校，包括建立一个至少足够装备五万人的秘密武器库。特别是对于军事援助这一点，弗雷德具体解释说：“可以肯定，仅仅培养干部是不够的，我们将来必须要为红军提供武器，包括飞机大炮等等。为此我们应该从俄罗斯向中亚细亚运送足够装备五万人的武器装备，并在那里建立武器库”，以便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向西北地区的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帮助。《弗雷德的建议》，1934年9月16日；《皮亚特尼茨基给皮尔金同志的信》，1934年11月3日，原档存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以下称中心档案），档号495/19/575。
就在弗雷德的建议书提交上去后不久，共产国际即开始委托红军情报部门着手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具体的调查工作。因此，1935年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调查报告，如《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等。这些报告说明，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至少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过外蒙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后者要比前者对红军更为方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前者距离较远，道路困难，费时较长，但由于新疆掌握在盛世才的手中，保密性却好得多。《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1935年；《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1935年，中心档案，档号495/19/575。
从193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红军行动的一份报告来看，共产国际在这一年的4月间已经决定要红军在靠近苏联和外蒙的西北地区创立战略根据地了。该报告宣称：“现在，不仅四川地区的西北边界已经不存在任何严重的威胁，而且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已经打通”。苏联国防部、苏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三家甚至联合组织了一个三人组，特别研究了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其苏联方面的援助问题，这个小组的一份报告也肯定，红军在西北发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红军前线的新形势的报告》，1935年4月；《有关军事问题的报告（绝密）》，1935年，中心档案，档号495/19/575。
由此不难看出，到了1935年，苏联方面关于支持中国红军向西北地区发展和直接援助中国红军的战略设想，已经基本形成了。正是因为如此，还在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就急忙地找到中共代表团，要他们选派一位重要干部秘密潜回中国西北地区，寻找正在北上的红军，一面转达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一面转告中共中央努力向西北发展。斯大林特别叮嘱说，告诉中共中央：
“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转见《育英、闻天致朱德、国焘同志电》，1936年2月14日。
瓦窑堡会议决定年内打通苏联，延长会议改变初衷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来执行这一秘密使命的人选是林育英。国际“七大”尚未结束，他就带着共产国际联络部编制的与莫斯科联络的电报密码，化装成一名商人，由俄国人派飞机送到外蒙，然后从那里跨过边界，经过长徒跋涉，辗转来到陕北。他8月中旬动身，到达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所在地时，差不多已经是1935年11月20日了。
斯大林同意中国红军靠近苏联，这对于将近一年来极端渴望得到苏联援助的中共领导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张闻天当即于11月20日和25日接连写信给在前线的毛泽东等人，主张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迅速准备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洛甫关于打通国际路线问题致毛泽东、彭德怀的信》，1935年11月20日、25日。
这个时候的陕北苏区，其实只有安塞、保安、瓦窑堡三个县是中心区，周围都是与敌人犬牙交错的游击区。这里沟壑纵横，到处是黄土高坡，人口稀少，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尤其是对于那些来自南方的干部和战士来说，一时间大家很难相信能够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再加上中央红军兵力从甘南向陕北挺进途中又减员1500人以上，与陕北红军加在一起也只有不过6000人，而陕北苏区周围各种国民党部队就有数万人，因此，张闻天等主张迅速取得苏联援助，是十分自然的。
但作为军事领导人，这时在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却有不同的看法。经过长征之后，他们看重由于找不到立脚点而使部队严重减员的危险，更加看重根据地对士兵心理的重要性。因此，毛泽东一接到张闻天的电报，就马上回电表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1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去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毛泽东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等策略问题给洛甫的信》，1935年12月1日。
对于扩大红军的信心是这些军事领导人从与正在围剿他们的张学良东北军的作战中得来的。最初他们估计以红军的现有兵力，最多只能对付国民党几个团，因此，到陕北后，他们提出的最初的扩红计划也只不过是1200人。但11月下旬与东北军初次正式交手，就以2000多人一举歼其一○九师全部和一○六师两个团，毙伤俘获达6000人之众，仅师以下各级军官就达数百人。这显然使红军指挥员大受鼓舞，并对巩固和扩大苏区和红军开始充满信心。因此，“打通国际路线”在他们看来，一时变得不是那么紧迫了。
12月23日，中共中央举行军事会议，毛泽东作军事问题的报告，同时提出打通苏联与巩固和扩大苏区问题。他主张：“打通苏联是中心口号，与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将此一目标分三个步骤来实现，即：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苏区，准备东征；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击破晋军主力，进一步扩大红军，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步，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参见《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590—597页。
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计划，打通苏联只是计划中的第三步，它最终能否实现还要看已经进抵热察和平津一线的日本军队是否会进入绥远而定。对于这一点，多数与会者表示了异议，他们力主把打通苏联放在第一位，至少也应把二者并列起来。因此，会议决议在行文上，对打通苏联与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关系问题并没有作清楚的说明，而是把前者规定为最终目标，至少在行文上看起来整个1936年的三步作战计划是以“打通国际路线”为中心任务的。但对于这种提法，部分军事领导人乃至地方领导人则有所怀疑。
1936年1月，红军主力开始受命移师黄河东岸，中共政治局亦随军行动，只留西北中央局率少数地方红军和游击队保卫苏区，东征战役即将开始。由于担心这一军事行动会以打通苏联为目的，有使红军再度脱离苏区根据地的危险，彭德怀等相继致电中央表示不安。他在1月24日、26日和30日接连致电中央，强调“巩固的发展求得靠近外蒙原则上不应有所改变，但目前行动步骤上我已感觉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因为：“陕北苏区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有利的领域，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块最高的旗帜，应以如何手段使之巩固扩大，如红军行动有脱离这个苏区危险性可能时，都是不正确的。”《彭关于目前反蒋抗日争取统一战线及巩固扩大苏区问题致洛毛周博王同志电》，1936年1月26日。
苏联军事顾问李德这时也上书中共中央，主张慎重考虑打通苏联问题。他说：“我们有一万三千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战士和三千新的俘虏兵”，“敌人阎锡山一个就有八万人”。特别是，“同苏联的联系不应当作为自己的主要战略目的，战略上的联系应当看作配合行动（在苏日战争爆发的前后一个样），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我们应当从我们的战略计划取消向绥远先机接近外蒙的条文。……没有到绥远去的必要，没有必要接近外蒙古”。《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
对于军事领导人的这种看法，留守陕北苏区的周恩来与博古等则有不同看法。周、博电称：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应以扩大赤区服从于打通苏联。……打通苏联我们认为不是一个单独的技术问题，这包含整个党的政治任务及战略总方针之实现问题，而且也不应解释为单纯的技术条件之取得。一方面，将我们的战线靠拢与联接起来；另一方面在敌人后方开展我们的战线，这是万分重要的事”《周、博关于战略方向问题致张、毛、彭等电》，1936年1月31日。。
注意到这种情况，最早提出全力“打通国际路线”、接取援助的张闻天转而赞同了彭德怀等人的看法。他承认：“长征经验证明，主力红军长期没有根据地时使我们发生极大困难”，因此，原定的“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计划之第二项是不适当的”，将打通苏联取得技术帮助作为战略方针的中心也是“不对的”。洛甫：《对夺取三原战略计划的意见》，1936年1月31日。
据此，1936年1月31日，中央部分领导人与军事负责人在陕北延长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讨论了战略方针。经过反复讨论，原定的第三步骤，即年内经绥远接通外蒙的计划被取消，1936年的军事行动仅以扩大苏区和红军为目的，东征山西的作战在保证回渡黄河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继续准备实施，全部作战“着重在巩固的发展，反对冒进与脱离现有根据地的危险”。
考虑到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势在必行，林育英又可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在一、四方面军之间起调解作用，故中共中央这时特地通知张国焘斯大林的建议，希望四方面军和在云贵交界处的红军二、六军团立即设法北上，共同实现打通苏联的任务。其2月14日电称：
关于战略方针弟等有如下意见：……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过一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真正成为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育英、闻天致朱德、国焘同志电》，1936年2月14日。
转进绥远作战受挫，毛泽东提出“西北大联合计划”
2月20日，红军发动了东征战役。到3月初已击溃或歼灭阎锡山部5个团，俘虏1200余人。一个月后，红军更打败阎部达19个团之多，前锋已达文水、交城、介休、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之线，并占领了同浦路之一段。于是，人们对于东征可能带来的危险的担心迅速消失，中共中央对军事形势的估计重又乐观起来了。
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得到的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张闻天再度提出：“东征并不取消打通国际路线”，只是打通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仍公开的讲需要无产阶级国家的帮助”。毛泽东也明确表示，应当坚持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下决心与苏联打成一片，在日苏战争不可避免的条件下，不要怕对苏联不利。他说：中国红军与苏联靠拢，对红军帮助很大，即根本取消技术帮助，只讲政治帮助亦是大的。而苏联亦得帮助。
据此，毛泽东已经开始具体考虑与苏联方面建立密切的军事关系，这包括：（１）对日作战彼我双方之共同步骤问题；（２）两军委通信联络问题；（３）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4）技术问题，能否接济步枪、步弹、轻重机枪、高射机枪、步兵炮、新式架桥设备、无线电器材，如可接济，我军在秋天全部开赴绥远接运一次至二次；（５）人的帮助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战者数人。《彭德怀、毛泽东致林、聂二同志电》，1936年4月2日；《德怀、泽东关于邓发同志去苏联任务致恩来、洛甫并邓发同志电》，1936年4月20日。
东征的成功使毛泽东等人开始改变过去所说的“打通”的概念。过去说“打通”，是因为红军没有能力建立一个与苏联连成一片的大规模的根据地，而今天这种可能性似乎出现了。毛泽东批评那些对实现这一设想表示怀疑的干部是对革命形势和战略任务了解不足。他指出：现在红军的任务是“在华北，首先是在山西经过游击阶段，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在此根据地内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将此根据地与外蒙连接，与苏联打通”《彭、毛关于形势任务及战略问题给林、聂电》，1936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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