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作战计划，是建立在单独对付阎锡山晋军的估计之上的。中共中央显然没有料到以山西为独立王国的阎锡山会那么快就把国民党中央军引进来。东征作战不过一个月后，中央军汤恩伯等部就进入山西，这不仅使原来与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军由20多个团很快增加到50个团之多，而且中央军的作战能力明显高于晋军。因此，东征山西的红军被迫转入了防御。
与此同时，陕西方面张学良、杨虎城等部约15个师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这时也被迫向陕北苏区推进，并迅速切断了陕北与关中的交通，使得留在陕北苏区的四个团和几个独立营难以招架。至4月下旬，形势已经根本变得对中共不利，在山西及华北几省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设想已经无从实现，整个东征作战方针不得不根本改变。5月初，红军全部撤回陕北，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重新考虑新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了。
这时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新情况，这就是，经过4月9日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的秘密会谈，张学良已经暗中转过来支持中共的“抗日反蒋”方针了。5月初，各种情报纷至沓来，都明确讲，张学良决心拖到11月即揭旗抗日，并不惜与蒋介石大干一场。考虑到红军与东北军首领的统一战线关系已经确立，双方并且约定了寻求苏联支持的具体方法。
红军这时也先后与杨虎城、高桂滋等西北地方实力派建立了秘密联系，在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自然出现了有利于中共推进“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局面的重要时机。鉴于“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中共中央于5月8日再度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了“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的政治斗争任务，准备推动张学良和东北军共同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并和外蒙一样联合宁夏、新疆等省与苏联结成“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正是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初步确定了向西发展的计划。参见《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致朱、张、徐、陈、任、贺、肖、关、夏诸同志并转告各负责同志电》，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47—149页。
为贯彻这一新的战略意图，周恩来应张学良之邀于5月12日再度前往延安与之秘密会谈，双方共同商讨了实行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并基本商定以兰州为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大本营，同意以张学良为西北国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将协助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打通国际路线”因此有了更可靠的条件和基础。
5月18日，中共制定《西征战役计划》，决定全力向西发展，一方面在陕甘宁边扩展根据地，一方面相机夺取宁夏，以便打通国际路线。
红军接通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要求国际提供军火
陕北红军经过东征战役，已经发展到近2万人。又有东北军策应，“打通国际路线”的条件较前有了极大的改善。但仅凭这2万人，要在不失去陕北根据地的前提下实现接通苏联的任务，根据东征的经验，显然还过于困难。特别是在东征受挫之后，国民党军队已经渡过黄河，进入陕北，红军作战压力一下子增大了许多。设法将还在西南地区的数万红军争取到陕北甘北来，就成为毛泽东等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的紧迫问题。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为此已做了大量工作，并反复说明了靠近苏蒙边界的重大意义。但张国焘始终不为所动，声称“若欲从外蒙取得与苏联关系，将成为日本进攻外蒙苏联的借口，诚为罪恶行为”。1935年11月5日，张国焘干脆自行以“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电告中共中央说：“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名义），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经反复交涉，特别是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做劝说工作，至1936年1月底，张国焘才被迫稍作让步，主张问题交由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解决，他们方面改称西南局，中共中央改称西北局。尽管此一主张仍然不能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但毕竟使双方有了一个平等交换意见的条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等人提议，林育英在1936年2月14日向四方面军转达了莫斯科方面的援助意图，强调联合苏联的重要性，要求他们以及还在云贵两省交界处的红军二、六军团设法北来的专电。
但迟至5月，张国焘方面仍无动静。5月25日，根据新的西征作战计划，中共中央又向四方面军以及即将与四方面军汇合的二、六军团领导人呼吁，要他们立即北上。电报称：“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育英、洛甫、泽东、恩来、博古、德怀、林彪、海东关于目前形势及战略方针致朱、张、刘、徐、陈并转任、贺、肖、关、夏诸同志电》，1936年5月25日。
这时，受莫斯科派遣，先后有数批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携带密码或电台秘密潜往陕北，仅到达陕北苏区的即有林育英、阎红彦、刘长胜等人，已知有两人中途遇险未至，另有一行数人携带电台经北平前来，途中遇土匪袭击，一人脱逃。由此可知这时共产国际为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络，并提供技术帮助，确实颇费心计。根据已知的情况，共产国际这一段时间为与西北地区红军联络，至少派出过六批联络人员。最早派回的是阎红彦。据他本人1942年回忆，他是1934年7月由中共上海局派往莫斯科去的，在莫斯科很短时间即被派回国递送密码本，并准备接一批军事干部到苏联学习。阎由新疆入境，经过甘肃，转到绥远，再转北平，最后由山西转陕西进入陕北苏区，时间已是1935年底了。其次是张浩，即林育英，1935年7—8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期间，由共产国际选派经外蒙入境，转经宁夏、甘肃，于1935年11月18日左右到达陕北苏区的“首都”瓦窑堡，除负责传达有关指示外，也带有密码本。随后被派往陕北苏区的刘长胜，化名罗英，1936年3月到达山西前线，主要任务也是送密码本。1936年2月，当共产国际得知中央红军已到陕北，并向山西发起东征战役行动之后，又迅速从外蒙送进来一个七人小组，负责转送电台及密码本，但在陕北与当地民团遭遇，六人被打死，一人被俘。另外，还有几人于1936年5月被派回，准备转经北平前往陕北。7月又派过两人经北平进陕北。北方局为此曾有电报询问与此两人的接头暗号，以确定他们的身份。另外，1936年4月底5月初经欧洲、香港派往中共中央传达苏联方面重要战略意图的还有潘汉年。因此，中共中央明确告诉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发动西北大联合的战略计划，是完全符合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要求的。
就在中共中央刚刚提出“西北大联合计划”不久，就发生了两广事变。国民党广东、广西地方实力派首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抗日为名，揭旗反蒋。这无疑为“西北大联合计划”火上添油。中共中央确信：“西北政府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为此，中央进一步加紧了劝说张国焘的工作。此举终于在6月10日有所奏效。当天张国焘有电报来，表示要向夏洮西北前进。
6月16日，中共中央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过去，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系是经过上海中转的。由于江西苏区陷落，特别是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失去联络已有将近一年时间。尽管林育英等陆续到来，但中共和红军方面的消息，特别是有关军事战略方面的重要意图始终不能转送到莫斯科去。电讯联络的接通，显然解决了大问题。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第一封电报就汇报了接通苏联，建立西北大联合的想法，明确提出：“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电称：“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电报特别要求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和军火援助。《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同志电》，1936年6月16日。
7月初，当中共中央发出第二封电报时，又再度强调了这一点，指出：“国际的援助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没有这一条件，不仅张学良东北军将缺乏信心，即使发动成功，十多万军队的粮饷弹药也将难以为继。《洛甫致王明、康生、陈云同志电》，1936年7月2日。
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再三告诫其左右说：“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都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
不仅如此，他还具体提出了打通国际路线的道路和时机问题，指出：道路“一是宁夏及绥远西部；一是甘凉肃三州。时机一是夏秋，一是冬季”，“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毛泽东关于今后战略方针和任务致德怀电》，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关于打通苏联及其道路、时机问题致德怀电》，1936年7月1日。
莫斯科来电：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
6月23日，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在甘孜会师。27日，张国焘已同意北出甘南。然而，时机转瞬即逝。就在中共全力以赴地准备8月左右发动西北地区抗日反蒋大联合，以响应两广反蒋事变之际，两广事变不久就失败了。
两广事变失败，蒋介石的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一旦蒋介石转过身来集中力量解决西北问题，西北的发动就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更加成为整个计划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8月10日，中共中央开会进一步讨论了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特别是首先实现打通苏联的具体部署。12日，他们正式通知了这一“战略方针”的内容，即“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包括二、四方面军以一个半月时间进兵夏洮，威胁兰州及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兵力之转援，以便使西路三州径入于东北军之手。然后，三军汇合甘北，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洛育恩稼怀凯泽关于今后战略方针致朱张任电》，1936年8月12日。
然而，几天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8月15日，共产国际发来关于策略转变的重要政治指示，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放弃前此实行的“抗日反蒋”方针，改行逼蒋和联蒋抗日的方针。这一指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的那个“西北大联合计划”。《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从8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不能不迅速开始按照共产国际新的策略展开对南京方面的统战工作，并通知张学良予以支持和配合。但是，取消“西北大联合计划”和转而以南京为统战的主要对手，是不是就能够如愿以偿地达到目的呢？
事实上，南京与中共之间为寻求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办法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秘密接触和商谈，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甚远，谈判条件亦相距甚远，因此，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消灭红军的幻想。如果西北大联合不能实现，与蒋介石又达不成和平，三个方面军七八万人全都集中到陕北、甘北来，兵员补充和物资供给都将成为严重问题。因此，共产国际政治指示刚一到达，中共中央马上意识到形势之严重。
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给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的电报，陈说利害，叮嘱王明务必恳切要求苏联方面提供援助。电文扼要如下：
一、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
二、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如此，（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丙）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
三、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我们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决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的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少的）。
四、这一地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
五、军事部署大致可定为：（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十二月开始渡河，先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后再夺取之；（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于夏季达到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之；（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建立苏区，并使之与陕甘苏区相联系。
六、以上是基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有关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西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或红军久攻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定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在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的电报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他们担心之所在，形势看起来确实对红军相当不利，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那么即使从生存角度考虑，红军也必须离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西北根据地，重新转向内地发展。苏联方面当然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因此，刚一得到中共中央8月25日来电，斯大林很快就批准了已经拟就的援助方案。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9月11日的复电说：
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泽东、洛甫、恩来、博古电》，1936年9月11日。
莫斯科的来电无疑是一个让中共中央和全体红军将领盼望已久的好消息。面对这几乎是千载一时的好机会，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重新制定了行动计划，并于9月14日先后通知了一、二、四方面军。电报称：
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
中共中央据此提出：
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1）一方面军主力，九、十月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预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陕甘北苏。
（2）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西部及宁安堡一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3）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部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4）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
为使二、四两个方面的领导人了解此次战役行动的重点及目的，中央军委在电报中特别指出：“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军事部署问题致朱、张、任三同志电》，1936年9月14日。
随即，中共中央具体提出了组织“静（宁）会（宁）战役”的计划，要求二、四方面军全力北上，与一方面军合力夺取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至此，曾几起几落的“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部署，终于开始具体实施了。
毛泽东告诫张国焘：夺取宁夏，打通苏联，是决定一环
这个时候，敌我力量对比及态势又如何呢？
这时，红军一方面军全部21万余人除少数配合约5000人地方部队守卫陕北甘北苏区外，其余27个团约18万人全部集中于盐池、定边至同心、豫旺堡一线，向南推进。二、四方面军37个团约56万人已进至甘肃中部的通渭、陇西一线，集力向北。
这时，国民党军在甘南有30余团3万余人尾随于二、四方面军之后。甘北有91个团大约14万人分布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之间的平凉、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及西兰大道一带，和与红军一方面军平行的海原、同心、中宁、金积、灵武一线。同时，南京方面为应付两广事变一度南调长沙一带的胡宗南部32个团约5万余人，又陆续入陕并西运至黄河东岸和静宁、会宁、定西地区。再加上土著军阀马鸿宾、马鸿逵部署在黄河两岸的大约20个团，敌人这时可以用来对付红军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即四倍于红军。
所幸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中间这时有大约40个团的兵力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因此，红军主力之会合一般已经不成问题。但胡宗南部的到来却颇让中共中央感到担心。因为一来胡部战斗力确实较强，二来张学良与红军的结盟关系在东北军中并未完全公开，多数部队并不了解，一旦胡部主力楔入，张学良在军事调动上与红军的配合将变得十分困难甚至成为不可能。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不仅红军会合将受钳制，“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更将大受威胁。
为此，毛泽东等再三电告张国焘等：时间紧迫，四方面军主力宜在两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其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两三天内控制此地，红军有被切断之虞。“机不可失，千祈留意。”《毛、周、彭致朱、张、任电》，1936年9月15日、16日、17日。为确保无虞，中共中央同时还命令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一师迅速向界石铺推进，并相机占领之。
让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与胡宗南部作战，这再度让张国焘感到不安。何况原计划要等到12月黄河冰冻才能进攻宁夏，那样四方面军将不得不在西兰大道上与胡宗南等部鏖战两个月之久，其结果颇难想象。因此，张国焘一接到中共中央的静会战役计划，就表示了怀疑的态度。
9月17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等，一连提出几个问题：一、向宁夏及甘肃西部，发展重点在甘肃抑在宁夏？二、如我军攻宁夏，城仍为敌所占，是否地区狭小不便活动？三、宁夏通外蒙有哪些道路，冬季能否通汽车？四、衣服单薄之步兵冬季能否通过？宁夏到西部需多少天？五、不结冰你们有无办法造船过河？黄河何时在何段结冰？六、如四方面军不在西兰路钳制胡敌，一方面军能否顺利渡过黄河？《朱、张、陈致毛、周、彭电》，1936年9月17日。
为解除张国焘的疑虑，毛泽东详细答复张说：一、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说甘西。二、我军只要能占领宁夏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三、外蒙宁夏间有许多路通汽车，过去苏联即从这些路接济冯玉祥。四、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四方面军西去应待明年春暖后，同时我们将为你们制备一批冬衣。五、攻宁须待结冰，无造船把握，结冰从阳历十二月开始，靖远以上至兰州不结冰，靖远以上均结冰。六、因马鸿逵有二十余团，汤恩伯、何柱国、高桂滋、高双成等军在我军侧后，一方面军单独攻宁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实占领静会定区域，会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全力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
毛泽东在电报中最后特别提醒张国焘注意：“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站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拒止胡军把一、四两个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紧迫，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毛、周、彭致朱、张并任、贺》，1936年9月19日。
经过一阵犹豫之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会议上基本上赞同了实施静会战役的计划。鉴于双方意见趋于一致，中共中央立即根据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建议，提议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与朱德、张国焘和陈昌浩组织军委主席团，集中于同心城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军事行动。不料，张国焘与陈昌浩于9月20日赴前线了解敌情和地理条件后，再度改变主张，其9月22日电主张：一、估计到一、二两方面军能够牵制的敌力和四方面军的实力，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二、宁夏地区狭小，一、四方面军集中宁夏不免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前有敌人封锁，如在该地区作战，须停留六个月，物质补充不便，万一决战不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敌人时，则将陷红军于不利地区。三、为迅速实现夺取宁夏和甘肃西部的战略方针，和实现全国红军大会合目的，我们提议：四方面军以基干两个军迅速由兰州西之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并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两个军暂留漳县一带吸引胡敌，然后三个也全部转进凉州、永登一带，以一部向静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由靖远宁夏段渡过黄河。《朱、张、徐、陈致毛、周、彭并贺、任电》，1936年9月22日。张国焘随后即下令部队转向西进。
在胡宗南部源源而至，国民党军即将形成强大优势力量的情况下，此举自然置一方面军于孤军奋战的不利地位，宁夏战役计划也将难以实现。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之第一步，先以主力南下，集中三个方面军之力打击胡宗南部，使之不能形成威胁。与此同时，他们再三告诉张国焘说：胡宗南部在咸阳尚未到齐，目前“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但张国焘仍反复来电，坚持认为西渡黄河有充足理由，并断言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西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即可接通外蒙新疆，吸引胡军，打乱敌军堵截计划，又可东西两面夹击黄河两岸宁夏段之敌，顺利接应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防止红军陷于狭小地境被强敌所制。张国焘断言：如照此计行动，一、四方面军至多一个月也就能在靖远、中卫附近会合了。因此，他反要毛泽东等“勿使全党全军对会合失望”。《朱、张、徐、陈致毛、周、彭电》，1936年9月26日。
不过，西渡计划毕竟与国际指示从宁夏提供援助和反对红军进入新疆的意见相左，这是张国焘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而中共中央又早已同共产国际发生了关系，张国焘不论表面上如何强硬，内心里也不能不担心自己另立中央的行为是不是会成为严重问题。再加上事实也证明中共中央当初北上的选择是正确的，是得到国际承认的，再度分庭抗礼，万一发生严重后果，更是难辞其咎。因此，思前想后，张国焘终于没敢独断独行。他一方面坚持己见，擅令部队西进，另一方面却又表示：“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天，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朱、张、陈、徐致洛、泽、恩、博等电》，1936年9月26日；《朱、张、徐、陈致贺、任、关、肖、刘电》，1936年9月26日。
既然张国焘表示愿意按照中央命令行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自然不再取协商态度，决断决行，于9月27日以“党中央”名义正式下达命令称：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告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党中央命令——给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告一二四方面军首长》，1936年9月27日。
时至于此，张国焘不能不表示：“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并于29日制定“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决心“迅速进到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堡地区，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敌一部，巩固扩大甘陕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拥护外蒙苏联为目的”。《朱、张、徐、陈关于通庄静会战役计划致英、洛、泽、恩等电》，1936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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