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表示愿提供600吨军火，红军准备提前攻宁
9月27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通知说苏联只能从外蒙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10月2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进一步提出了他们所希望得到武器装备的清单，并且明确要求苏军能够提供相当数量的飞机和大炮。电报同时也再度说明了红军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通过宁夏接取援助有困难，要求苏蒙军队帮助，尽可能将物资运送和保护到中国境内来，以确保红军能够一次接运成功。不过，共产国际10月18日通知中共中央说：“你们对于你们实际上所能得到的给予你们的帮助，了解得不十分正确，我们……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的汽油，以便来回两次将货物运送到你们指定的地点。但货物并不像你们2日来电所要求的那样多，它大约有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重左右，其中没有飞机和重炮。”同时，电报说明：“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蒙古方面不能担任越境保护的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0月18日。
能够有600吨左右武器弹药装备红军，这对长期以来只能靠同敌人作战获得各种枪支弹药的红军来说，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因此，尽管没有想象中的飞机、大炮，中共中央仍旧下决心开始实施宁夏战役计划。
考虑到二、四方面军已经开始跨过西兰大道，胡宗南的中央军正在迅速跟进，要等到12月黄河冰冻再行渡河，敌人很可能会形成合围，并逼我在甘北这狭小区域决战，这无论从作战角度，还是从粮食供给等方面来看，都无可能性。故中共中央被迫改变原方案，下决心不等12月黄河冰冻，冒险提前实行宁夏战役计划。
10月3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四方面军刚刚制定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不慎遗失，落入敌手。张国焘急忙改变原定部署，下令部队兼程北上，除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外，应立即以四方面军主力进占黄河东岸之静远地区，抢占渡口，争取渡河，避免与胡敌决战。中共中央迅速同意了这一建议，只是要求四方面军“在甘谷、庄浪一线配置必要兵力迟滞胡敌”，并接防会宁、界石铺，以便一方面军前锋转置隆德、静宁以北和固原以南地区，防堵固原、平凉之敌，避免被国民党军切断后路。《毛、周、彭关于同意渡河计划致朱、张、徐、陈电》，1936年10月4日。这样，抢渡黄河的时间不得不进一步提前。
10月8日，国民党方面在得到四方面军遗失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之后，拟定了“通渭会战计划”，准备各部队分别从秦安、陇县、陇西、定西进击，并在平凉、静宁、庄浪、固原防堵，决心与红军主力决战。此一计划因东北军各部受命拖延推进时间，并未能对红军四方面军北进形成任何阻碍。至10月中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三十军已经进抵靖远及打拉池一带，并已准备好于20日开始渡河。
得到张学良的通报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11日迅速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决定提前开始实施宁夏战役计划。要求：一、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11月1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其主力在通渭、马营镇、静宁和会宁地区就地休整，并派支队进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之敌，争取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二、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镇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后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以北之防御任务；三、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之枢纽地段豫旺堡于手中；四、攻宁部队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和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攻宁时间依造船情况而定，至迟不得超过11月10日。《中央军委十月份作战纲要》，1936年10月11日。
红军三个方面军，特别是二、四方面军长途征战，不仅疲劳已极，而且急需补充休整。据二方面军任弼时报告说，整个二方面军这时实际上已经基本处于丧失战斗力的状态，非休整不可了。但是，红军渡河意图已明，蒋介石急令西兰大道一线之胡宗南等部北进，固、平、陇一线的东北军西进。他同时亲赴西安，严令各部三面出击，要求于短期内聚歼红军于黄河以东，“勿任窜过”。他甚至还亲飞兰州督战。因此，国民党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二、四方面军所在的静宁、通渭、会宁地区猛进，战争已渐次展开。至23日，国民党方面就已经占领了华家堡、会宁、通渭、静宁、界石铺等地，西兰大道已失。形势转瞬间就变得对红军极端不利了。
据此，朱德、张国焘于23日下令四方面军之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24日晚，三十军渡河成功，25日，九军跟进。接着，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也于26日过河。宁夏战役比原定计划提前展开了。
胡宗南步步紧逼，红军顾此失彼，渡河作战竟意外失利
在四方面军渡河行动开始的当天，即10月24日，中共中央就紧急致电共产国际，通知了这一新的情况，要求苏方立即准备实施援助计划。
为尽快控制通向定远营的路线，毛泽东这时特别指示在打拉池前线负责指挥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三十军、九军渡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毛、周关于准备袭取定远营事致朱、张、彭电》，1936年10月26日。
但考虑到胡宗南部推进快，威胁大，张国焘又有指挥四方面军西去甘西之意。彭德怀对此十分不满，他在25日提议，应首先集中四方面军河东之全部及一方面军的四个师在郭城驿一带打击胡宗南之一路，并争取以一方面军进占定远营，接取苏援物资。毛泽东权衡再三，于次日同意彭关于集中在河东岸的四方面军以打击胡宗南为中心的考虑，但不同意彭关于打胡之后再抽调一方面军去夺取定远营的建议。他指出：张国焘的关键是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而目前则是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以四方面军之四、五、三十一军和一、二方面军全力打胡固属必要，但仍应以已经渡河的九军占领定远营，因为“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不失时机”《毛关于打胡取定远营的战略部署致彭电》，1936年10月26日。
10月27日，朱德、张国焘和彭德怀商定，先以四方面军河东之四军、三十一军集中郭城驿一带准备诱歼胡宗南冒进突出之部。28日，朱、张并命令四军和三十一军脱离四方面军建制，直接归红军总部和前线总指挥彭德怀指挥。
28日当天，已经渡河的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以九军一军之力难以实现夺取定远营的任务，故朱德和张国焘又建议三十一军仍应渡河，因为以四军、三十一军两军很难保证完成击破胡敌的任务，不如以一个军担任牵制，另一个军过河以加强河西之力，争取“在十一月十日前，四方面军主力能达到占领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之目的”。29日，中共中央军委有电报对此表示同意。
但是，作为前线总指挥的彭德怀仍认为三十一军应留在河东参加作战，并致电毛泽东对朱、张电提出异议。30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朱、张，要求三十一军停止西渡，在河作战，“胜利后直由中卫渡河”。毛泽东并特别强调：“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把握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毛、周关于先打胡敌后攻宁夏致朱、张电》，1936年10月30日。同时，中共中央军委通知共产国际书记处宁夏战役失利说，因胡宗南等部敌军70余团齐头猛进，推进至海原、靖远，我现处南北夹击中，回旋困难，不得不在一部红军已经渡河的情况下，暂时停止渡河，转而打击南面追敌。《中央军委致共产国际电》，1936年10月30日。
10月30日，朱、张遵令执行。然而，这一天，胡敌前锋意外逼近打拉池，留守河东看护渡船的五军被迫随船西渡。次日，国民党部队已推进到郭城驿、大卢子地区，并控制了靖远附近的河岸，彭德怀集中兵力在郭城驿一带打击胡宗南突前部队，阻遏胡敌推进的计划已无从实现。至此，红军渡河攻取宁夏的行动被迫中止，河西与河东的部队被切为两段。战争形势对于红军变得十分不利。
由于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战机，再度展开渡河行动，攻取宁夏几乎成为不可能。因此，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办法。毛泽东承认：本来打宁夏就是没有多大把握的，只是过去没有看得这样严重。现在计划失败了，红军必须改变行动方向，以求生存。现在应考虑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然后根据情况再东进山西，或南下河南和湖北，准备在外线作一年左右的长途征战再设法返回西北地区。
换言之，毛泽东已经看出，在甘北这一狭小区域内，红军已难以坚持。为了生存，红军将不得不面临着一次新的长征。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说明了这一决定。但他们同时仍通知后者，确实准备援助物资，因为他们将命令河西部队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
11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红军准备全部南下。中央为此先后通知了正在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和张学良等。但是，注意到蒋介石正调集军队，有意在绥远教训日伪军，张学良力劝中共熬过一两个月，相信西北局势定有变化。随后，张学良极力向蒋介石游说，要求率东北军前往绥远参加抗战，反对继续剿共。因反复劝说无效，张学良愤而在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公开与红军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联盟，从而迫使南京方面的大规模剿共计划流产，并且意外地促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和平。
西安事变的发生，使红军在西北立下脚来，南下内地的征战计划因此取消。但即使在国共两党谈判的和平时期，红军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尝试也仍有成功的可能。
莫斯科变更援助路线，共产国际允诺提供百万援款
实际上，还在红军渡河作战失利的几乎同时，它就得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援助地点的通知，内容扼要如下：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１）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２）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３）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大约一千吨物资运到哈密，你们能不能占领甘肃西部前来接运？并请通知我们接运的办法以及你们准备采用什么样的具体的运输方式？《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3日。
苏联突然改变援助方向，很大程度上同绥远正在出现的抗战形势有关。这个时候，绥远的形势的确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自1936年5月日本人提供军火，唆使德王在距张北二百里的嘉卜寺组织所谓“内蒙军政府”以来，伪蒙军就屡犯绥远。10月中旬，伪蒙军已几度同傅作义的军队发生冲突。考虑到这种形势，再加上日本特务遍布绥远，并早已深入到定远营，一旦苏联援助红军物资的情况被侦知，难免会给苏联带来麻烦。因此，正如电报中所提到的，它最担心的，其实只是最后一点，即担心此举“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
当然，苏联方面早就从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得知日本人有意以定远营为其特务活动的重要据点。在知道这一情况之后，仍旧选定被日本人看中的定远营为苏联援助的主要通道，很明显是准备冒点风险的。但显然它没有料到日本人会如此迫不及待。在这种情况下，停止从定远营进行援助事实上不可避免。
苏联方面的突然变卦来得也正是时候，如果红军经过重大牺牲夺取了定远营，这封电报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如今，中共中央的复电只是说：“从哈密输送物资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无用处，这个改变已经迟了。已渡河的红军约两万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进，但通过五千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并且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0年11月8日。
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说明红军准备南下的决定，要求国际迅速提供现金援助，以便红军能够解决严重的财政困难，渡过眼前的难关。它同时通知后者确实准备援助物资，因为他们将命令河西部队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3日。
红军这时最缺的就是粮食和冬装。陕北甘北原本就十分贫瘠，再加上战争不断，又集中了大批军队，粮食问题自然早就极大地困扰红军了。由于陕北苏区地域狭小，又被国民党军分割成数块，红军不能发票子，当地又没有多少土豪可打，因此，中共中央早就开始靠向张学良借钱来买粮了。而今另外两个方面军又来到甘北，红军人数猛增一倍以上，吃的问题自然更加严重。但最严重的其实还是冬装问题。因二、四两个方面军均刚刚来自西南，部队不仅全无过冬准备，甚至久经征战之后，大部分战士单衣和单鞋都已破烂不堪了。而甘北的冬天又来得格外早，11月初已经开始下雪，许多战士备受冻饿之苦，伤病者与日俱增。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不得不再请张学良和宋庆龄帮助，虽解决了一时的粮食需求，得到了几万双鞋子和一万套冬装，但不论粮食还是衣服，都还有一半以上的部队没有解决问题。因此，当宁夏战役失利，又得知苏联方面不能从定远营提供援助之后，张闻天焦虑万分，他立即电请共产国际紧急寄送款项，声称：“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否则，“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9日。
对于红军在西北所面临的困难，共产国际早就有所了解。在征得斯大林同意后，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对此已有准备。还在10月18日的电报中，它就已经表示：“我们准备向你们提供数目可观的现金，以便你们能够在国内自行购买必需的物品。”11月12日，共产国际来电说明：已决定向你们提供55万美元的帮助，第一批15万美元于11月底送到上海宋庆龄处，由宋转交在上海的中共代表潘汉年。
尔后，来自苏联的第一笔援款于12月初到达上海，很快即转送陕北。随后，经过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努力，共产国际还进一步告知中共中央：苏联方面已经决定，一次性向中共提供80万美元以上的援助，而后还将进一步向中共提供大约与此数目相同的另一笔款项。这两笔援款总数将达到160万美元左右。《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3月2日。连同共产国际两次寄出的援款，一次15万美元，一次5万美元，共产国际和苏联这段时间先后向红军承诺提供的援款数量应当有将近200万美元左右。尚不能确定的是，共产国际先前许诺的55万美元（除已汇出的15万加5万美元，应该还有35万美元）是否也包括在苏联新答应的援款数目中。
可以想见，这个时候共产国际确实是在想方设法给红军以最大可能的帮助。
西路军鏖战甘西，莫斯科抱怨为什么耽搁如此之久？
提供援款固然可以解财政之急，但对于红军来说，最渴望也是最实际的，显然还是军事援助。
为了实现打通苏联的目标，中共中央早就下令将渡过黄河的四方面军三个军改组成西路军，专门负责接取来自新疆的苏联援助。他们并且为此专门通报了共产国际，请苏联立即在哈密设立办事机关，准备援助物资以便在西路军到达时运往安西。但是，中共中央最初对夺取甘西走廊的困难显然有些估计不足。他们固然注意到战胜这一带敌人的碉堡需要很多时间，但11月18日以后，由于中共中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关于在新疆提供援助的具体答复，担心西路军过早前往新疆，苏联“恐准备不及”。同时，中共中央这时也希望西路军能够在甘西建立一块根据地，保持回渡黄河和牵制甘北敌军之可能，故11月19日电明确指示西路军主力不宜西进，要在永昌与甘州间创造新的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只可派实际兵力不足一个师的五军团去占领安西，控制安西至哈密的交通，准备接运物资。中共中央据此通知共产国际：西路军已达甘州地区，正派一部向肃州、安西前进，本月至迟明年一月即可到达安西，“你们政治上物质上援助务请迅速决定，告知我们”《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日。。
事实证明，让装备差、弹药少，又几乎没有骑兵的西路军在地理条件极端恶劣的甘西走廊，击败以骑兵为主的马家军，创立根据地，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在11月底以前，西路军西进到永昌，除在古浪损失上千人外，没有遇到太大阻力。因此，陈昌浩等信心十足，准备稍加休整，1937年1月夺取临泽、高台，2月到达安西。
共产国际12月6日终于正式电告中共中央说：“正采取方法给你们以数量很可观的帮助，第一批货物大约在两个半月内送到你们所指定的地点。”据此，中共中央又一度通知西路军可以西去。不想，几天后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及张学良均要求和希望西路军东返担负牵制任务，西路军再度进退维谷。
当时的情况已很明显，西路军越往回打，敌军越强。本来西路军就已经受到马步青、马步芳等马家军骑步兵和地方民团数万人的围攻了，又拖带上2000余伤病员，再回头向东，部队将承受更大损失是肯定的。因此，西路军政委陈昌浩一度犹豫不决。等到他们下决心往回开之后，西安事变又突然和平解决了，中共中央重又要求西路军西去接取苏援。
然而，1937年1月，因张学良被扣，潼关以东中央军西进，西安形势又吃紧，中共中央又要求西路军停在甘、肃两州之间策应，西路军因此又再度陷入苦战。
此后，西路军面临的形势更加困难，内部围绕东去西征问题也争论不休。终于，据守高台的五军团全军覆没，西路军只剩下近半兵力，无论东回还是西去，都变得不大可能了。
对于这种情况，远在千里之外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无论如何难于了解。他们已经开始安排人员前往新疆哈密准备接应，但始终不见消息。为此，莫斯科方面几度来电询问：为什么西路军不尽快向西取得大批新式装备，而要在那个几乎无法立足的沙漠地带耽搁如此长的时间?中共中央对于西进接取援助的任务究竟是怎样一种方针？西路军的西进究竟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中共中央有没有可能给他们以军事上的帮助？
本来，共产国际坚持西路军要到哈密接取援助，至1937年2月时，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可将货物送到安西，并且货物数量比原来答应的还要多一倍以上，同时还有50个在莫斯科熟练地掌握了炮兵、装甲等项技术的中国同志，也将一同交给中国红军。显然，来自苏联中亚细亚的这批援助的规模是比较可观的，它甚至还包括了红军所急需的火炮，以及在西北地区进攻城堡的作战中极为有用的轻型装甲车等。据当时由莫斯科派去接应西路军的中共代表团的代表滕代远回忆，陈云等从莫斯科出发前往新疆之前，斯大林等曾专门接见过他们，并表示红军想要什么可以尽量满足，在重武器方面至少可以提供90辆坦克及90门大炮。见滕代远：《忆由苏赴新迎接西路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1016页。这批装备如果能够送到红军的手中，它所起的作用必将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西路军在甘西走廊上耽搁了太多的时间。到2月中旬，中共中央虽再度指示已极端困难的西路军就地坚持，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春暖后完成西进任务，西路军却相信以现有兵力西进没有可能，因而又一次在东返和西进问题上来回摇摆，失去了最后一次西进的机会，在倪家营子一带陷入重围，直打得弹尽粮绝，被敌各个击破。对此，已经作好了援助红军准备的苏联方面颇为焦急，他们不止一次地去电，要求中共中央想尽一切办法给西路军以援助，甚至主张联合东北军、十七路军共同增援，并建议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直接提出交涉，要求南京务必设法停止甘西敌人的进攻。总之，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十分担心援助计划将会因西路军的失利而前功尽弃。
到3月中旬，西路军终于全军覆没了，剩下的一两千人也很快被打散了，再也不存在武装接取苏联援助的可能了。自从1934年以来逐渐成熟的通过中苏边境由苏联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几经波折之后，至此流产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甚至可能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当然，在这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仍旧尽可能地进行了一些军事上的帮助工作。它们在得知有部分红军可能到达新疆时，于4月初曾接连询问中共中央：西路军是否还能剩下一千人左右？你们是否还能在甘西地区找到其他失散的红军人员？能否通知所有失散的西路军成员前往安西或敦煌，以便我们派人接运他们来新疆？因为，“已经决定西路军人员进入新疆后即转送苏联学习，因此，西路军务必前往星星峡，我们将会在那里迎接他们”。《（苏联）军委致中共中央电》，1937年4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等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4月7日，中心档案，495/74/285。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代表团派陈云、滕代远等人迅速乘飞机前往新疆携带足够的衣服、粮食和药品前往新疆星星峡设立接待站，接运西路军人员。陈云等人4月18日飞抵苏联边境，23日到达乌鲁木齐，25日由盛世才派部队护送到星星峡，接运已经先期到达那里的西路军干部战士共407人，于5月8日返回乌鲁木齐。以后，又有一些西路军成员陆续到达新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于5月9日亲自致信苏联国防部部长，说明可能有大约900名中国红军战士将要到达新疆，他已提议将其中的半数送到苏联来学习军事，部分干部送到共产国际的政治学校里进行深造，请其给予积极的帮助。季米特洛夫还特别致信斯大林说明了他的这一提议。《陈云致王明信》，1937年5月11日；《季米特洛夫致伏罗希洛夫信》，1937年5月9日，中心档案，495/74/290。
最后，根据苏联国防部部长的建议，少数西路军成员在当年夏天被送入苏联各类军事学校进行学习，其余多数干部战士在新疆就地被编为一个总支队（即所谓“新兵营”），由苏联方面提供各种现代的武器装备与教员，进行分门别类的培训。其中，学汽车的有67人，学装甲车的有50人，学炮兵的有87人，学无线电的有34人，学空军飞行和维修的有43人。另外还有20余人去苏联学情报，10余人学军医或兽医。应当说，这种帮助对中共军队仍旧是有益的，因为它最终为中共军队培养了一批装甲、炮兵、航空、汽车、通讯等特种技术的人才。《西路军总支队在新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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