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4）

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否代表中国文化的复兴

要谈文化的复兴，首先就必须给文化一个定义。根据汉语大辞典，文化是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代代相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个定义跟马克思主义给出的文化的定义，除了更强调可代代相传之外，其本质是一样的。

著名的人类文化学宗师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其实这个定义跟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也一样，对应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生产方式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是上层建筑。虽然学者分析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文化内涵是一样的。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洽的实体。当生产力水平很低时，公社的组织方式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共有共享的伦理价值则有利于克服因为生产力水平低、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这种组织方式、价值伦理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洽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铁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则演进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共有变为私有，这种演变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在长期的实践中，每个文化体都会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

文化复兴必然跟两个概念相关，一是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一个文化原来是先进的文化，后来落后了，希望它再变成先进；二是这个文化必须是绵延不断的。那么判断先进文化、落后文化的标准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这个标准是生产力水平、生产工具的先进程度。因为从伦理、价值的角度看，很难说哪个比较好。原始共产社会强调公有共享，农业社会强调私有，到底是公有比较好还是私有比较好？应该说是各有利弊。公有有利于负担风险，但不利于提高积极性；私有有利于提高积极性，但不利于分担风险，效率当然是需要的，但风险也必须规避。

现在中国的文化是以儒家的“仁”为基础，西方现有的文化是基督教，基督教强调“爱”或者“博爱”，“仁”跟“爱”其实有共同的地方，都是对于人的关心。基督教的“爱”跟中国的“仁”比哪一个比较好？我个人认为不分上下，基督教的“爱”是以神为纽带，信仰基督的都是神的子民，在神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他们要像兄弟一样地爱，但这样的博爱仅限于基督这个圈子里面。它有教徒跟非教徒之分，它的爱不包括非教徒，所以才会有十字军东征，才有现在所谓文明的冲突。甚至在教徒里面，还有教派之分。而中国的“仁”的含义其实很简单，就是感同身受，我们当然要爱自己，对于别人发生的事情，只要能感觉得到，也会有悲欢。但它是以血缘为纽带，因为有血缘关系，感受就会强烈一点，血缘越远的感受的越少，所以就有亲疏远近之分。到底“仁”和“爱”哪一个比较好？我不能说哪一个绝对好，但我可以清楚看出它们的区别。因此判断一个文化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不是根据它的伦理、价值，而是根据它的器物、生产力水平。那么我们讲现在的西方文化是先进的文化，甚至是强势的文化。

文化复兴还有一个前提，即必须是绵延不断的文化。千百年来绵延不断的文化里面，有什么是绵延不断的呢？当然是它的伦理、价值绵延不断，因为工具和组织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从文化三个层次中的经济基础来看，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普遍同意在宋朝曾经有一段技术发展相对快速的时期，有些学者还把它称为是中国的工业革命。从组织的层次看，周朝时为井田制，为近似农奴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秦汉以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明朝初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组织与生产关系，中国的经济组织方式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因此，中华文化绵延不断所指应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从没有变过。

同理，西方社会经济上从原来的封建地主制变成现在的工业化大生产，政治上从君权神授变成现在的民主共和，让西方作为文化实体继续存在的则是八九世纪脱胎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以来未变的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那么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呢？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第一，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

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不低，外国很多著名大公司的主要骨干科研人员是中国人。

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

经济组织方面，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和市场经济兼容？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就劳动力而言，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周游列国，相当于今天的高级白领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说，一个国家如果富裕，就会吸引远方的外国百姓来定居，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生产力，老百姓就会留下来耕作、生活。这表明当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流动的原则与现在劳动力的流动完全一致。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只有极少数取得自由农身份的劳动力才能自由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