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如：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不是美国的主流观点（3）

　　

网络安全

   美国最近在军队内部建立了综合的网络指挥系统（在不同的分支机构还存在次级指挥部），同时在政府官僚机构的各个其他部门中也设立了专门的网络安全机构。这些种类繁多的网络防范机构很快对美方认为的来自中国的网络操作变得极其敏感，因为这些操作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和民用（既包括政府也包括非政府）目标。   　　

因此，尽管许多网络相关部门接到的任务并非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点，这些部门却实际上已经不断在对以敏感的美国能力为目标的行动发出警报。很多人得出结论说，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政府指使的，并暗含了中国的态度和意图，因此美国方面不可能不存在战略疑虑。   　　

情报机构   　　

美国情报界的许多机构发现，他们收集的情报显示，在内部交流中，当谈及与中美关系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问题时，中国的官员非常倾向于采取零和方式。   　　

总之，美国政府关键部门根据其接到的任务和经验，得出下面的结论，即无法相信中国把实现同美国进行建设性合作作为其长期的战略目标。“9·11”事件之后，这些部门在美国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使战略不信任越来越成为美方政策组合的中心。   　　

国会   　　

讨论至此，我们提到的“美国高层领导人”不包括美国国会，但是国会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在贸易问题上尤为如此。国会同时还控制着政府预算支出，因此能够以各种方式让行政部门感受到它的影响力。   　　

美国国会有535名议员，他们分别代表着非常多样化的选民。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是基于个人的经历或者体现的是他们所代表的选区内一部分选民的利益，包括那些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获益的人。其中只有很少几位议员认真研究过中国，或者了解中美关系的历史细节和内涵。   　　

总的来说，很多国会议员对中国的对美意图持高度怀疑态度。对其中一些人来说，这种怀疑源自其选区内商人的抱怨。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种怀疑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假设或者对于人权问题的关切。这一届美国国会中对亚洲事务颇具影响力的几位主要成员对中国的消极印象，形成于他们自己的越南战争经历或者其他经验。  

国会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给行政部门中的决策者带来了真正的压力。比如，国会要求国防部每年起草中国军力发展报告。由于受命调查的焦点问题性质特殊，这份报告在增加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方面有典型意义。国会还要求禁止行政部门用于中美空间合作和更广泛的科学合作上的经费支出，这就剥夺了美国政府可能拥有的用于减少对华战略不信任的一个手段。而且，国会议员还会利用他们的权力，确保行政部门的高层官员对中国的最终意图抱有足够的警惕。

国会中众说纷纭，国会议员在大多数问题上都莫衷一是。但是总体来看，来自国会山的观点以及国会议员施加的影响力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那些对中国的长期意图不太信任的观点。（有删节，未完待续）   　　

（原题为：李侃如：理解战略互疑：美方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