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2）

（二）蓬勃发展的革命文艺运动所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

陕 甘宁边区革命文艺运动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妨碍其进一步健康深入发展的问题。一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来到根据地后，在革命的斗争生活和建设工作的 实践中，初步实现了与工农兵的结合，写出了不少洋溢着革命热情的好作品。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基本没有得到改造，与工农兵在作风、情趣上有很大的差异，与根据 地的革命生活、与无产阶级思想存在着矛盾。另一方面，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在全国出现倒退逆流的同时，复古、反民主、破坏团结、甚至和平妥协的言论在文 化市场大为流行，日寇、汉奸、顽固分子对陕甘宁边区的文化运动也加以阻挠和破坏。他们封锁邮路，绑架青年学生，利用封建残余在边区内恢复封建迷信组织，混入学校、文化团体等进行破坏活动。在上述主客观因素下，1941年到1942年， 当根据地在经济上遇到巨大的困难，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时候，边区文化界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在工作、生活和思想上同工农兵群众、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正如李维汉所说：“社会教育、文艺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社会教育流于形式，文艺工作侈谈提高，忽视普及，以外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忽视人民群众需要。民间文艺认识封建的旧的东西占统治地位。”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虽曾多次组织文学工作者下乡上前线，但大都没有真正深入实际生活，缺乏明确地为工农兵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认识。有些人在理论上也承认文 艺要和人民大众结合，但实际上并不了解新的环境、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需要。有的人在创作上脱离实际，只幻想产生不朽的伟大艺术，不肯用力气创作为老百姓 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 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造成了创作上的病态和偏颇。一批优秀作品也只是以知识分子的眼光来歌颂解放区的光 明。许多人看不起大众化，认为大众化就是庸俗化，认为写群众看不懂的欧化作品才能显出水平。总之，当时文学艺术工作者对革命文艺应该表现什么、怎样表现、 为谁服务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清楚的认识。因此，能深刻描写真实的日常斗争，配合每一具体政治任务，创作真正反映现实的新的典型作品为数尚少。

整风开始以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也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许多人用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平均主义对待革命队伍和革命根据 地的现实，抓住枝节而忽视本质，对根据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流露出一定的不满；一些人组织纪律观念淡薄，不习惯革命的集中领导。知识界文艺界就歌颂与暴露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一些外地来的知识分子不能把根据地工作中存在的缺点、落后面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加以区别，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认为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是歌功颂德，提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以致敌我界线不分，错误地运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待革命队伍。当时延安街头的大型墙报《轻骑 队》和《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都发表了暴露性的杂文。有一些作家只要求礼贤下士，得到尊重，却很少考虑自己如何“俯首甘为孺子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 艺术教育上存在理论脱离实际，忽视普及，闭门提高的问题。有一个时期，延安舞台上竞相上演脱离实际与群众的大、洋、古戏，许多文艺工作者用主要精力去学习 外国的、旧时代的作品技巧，原封不动的搬用外国音乐、戏剧和中国的旧戏，至于怎样使文艺工作充满革命斗争内容，怎样根据现实的政治任务来创造新的文艺作 品，怎样在作品里把抗战、生产、教育等具体运动反映出来，注意的人却很少。对此，张闻天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说：“我不赞成个别同志的意见。有人认为民众剧 团没有办法，才不得不实行民族化、大众化、是降低艺术。我认为，要到民众中去了解民众、了解民众究竟需要什么，才能使中国的文艺成为民族的文艺。如果只模 仿欧美，是不会有重大成绩的 。”根据地作家自己创作了直接反映群众斗争生活的作品也很少。在对文化人的领导上，一些部门和单位只强调他们的特点，而对于如何从思想上团结、教育他们则做得不够。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解和掌握，为召开“文艺座谈会”，为发表《讲话》积累了第一手材料。

1942年初，毛泽东就通过多种方式了解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和思想。比如，2月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到枣园谈意见，他着重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全面辩证的看问题，不要以点代面、以偏盖全；并且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鲁迅先生的《热风》那样的态度。3月31日毛泽东和《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约党内外负责同志及作家70余 人开座谈会，座谈探讨报纸改版问题。作家肖军希望报纸改革，并提出改革办法。柯仲平要求报纸反对边区的太平观念。徐特立主张党报要大胆说话，要开展讨论， 要深入下层反映老百姓的事情，要对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毛泽东指出，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关于整顿三风的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 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小资产阶级的空前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 应该是严正的、尖锐地，但又应该是诚恳地、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4月初，毛泽东有几次与作家、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等用书信或面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并请欧阳山、黄明代为搜集不同（反面）的意见。4月13日， 毛泽东为给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作直接准备，邀集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交换意见。毛主席一见 面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毛主席接着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 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久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又 说：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 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 人类爱，没有同情。严文井问：“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你喜欢李白，还是杜甫呢？”毛主席答“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毛主席又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有个同事说：“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 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毛主席说：写当前的战争 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4月6日）有一篇黄钢的作品《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总之，毛泽东经过多种方法的调查了解，发现延安文艺界的“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因此，召开一次全延安文艺界著名人士参加的文艺座谈会就成为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了。于是，1942年4月10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正式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博古）、何克全（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 文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与作家艺术家们广泛交换意见。会议同意并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后因秦邦宪忙与其他工作，未能参与座谈会的筹备事宜。座谈会 是以中央书记出书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的名义召集的。4月27日，毛泽东邀请周扬和舒群作家草拟了一份座谈会的名单，中共中央办公厅按照名单发出100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的请帖，其内容是：

为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此致

毛泽东  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准备工作至此就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