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3）

原因二，成本攀升。一国发展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土地、能源、原材料、劳动力价格比贫穷阶段都提高了。尤其是劳动力价格获得了显著提高。这时候，老百姓有理由分享发展带来的好处，诸如提高工资水平、社会保障以及福利水平。由此，整个国民经济的成本就会提高。成本提高后，如果发展方式转变迟缓，实现不了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量扩大，转变到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效率提高；竞争优势从主要依靠低成本，转变到主要依靠核心竞争力、创新力的上升，那么这种增长一定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消化不掉的成本就进入了产品的价格，变成一种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就是高通胀。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存在发展方式转变迟缓、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粗放等问题，靠拼成本、拼投入进行着不可持续的发展。由此引发很可怕的社会现象：一方面，高失业，内需疲软；另一方面，高物价，高通胀。

原因三，市场化改造、制度创新滞后。这些国家的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控制在政府权力部门，甚至是少数独裁者手里，而不是通过市场去配置资源。因此，企业、老百姓、投资者很难通过市场竞争获得投资、获得土地、获得项目、获得机会进入。市场主体要想获得这些项目、资源、机会，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是要和政府谈判。在当代社会，与政府谈判最有效的手段恐怕就是行贿。就是说，资源配置的方式不是按照市场效率的原则，而是按照腐败指数分配。市场化滞后一定意味着这个社会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法制化滞后，进而意味着对公共权力的民主监督和法制约束的制度力度不够。因此，权钱交易肆虐，形成高腐败、低效率的局面。

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有战后的联邦德国、战后的日本，以及我们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所有这些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共同的特点在于：一是重视教育、重视创新、善于学习。因此，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这些国家具有充分的创新与自主研发能力；二是加强市场化，推动民主和法制，反腐败。对于造成停滞的内需不足、成本攀升、市场化滞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都有较强的针对措施。上述国家和地区虽然成功穿越了中等收入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成本也非常大。日本20世纪50到60年代的腐败很严重；香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腐败也是令人触目惊心；韩国20世纪80年代的腐败也是非常严重。但是他们毕竟总体上都越过了中等收入阶段，到了发达国家的成长阶段。而我们刚才讲的那三拨，虽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穿越过去。因此，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一国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前面提到的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三方面原因，在现阶段的中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而且有些方面还很严重。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历史性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济增长矛盾主要是宏观方面的，所以，我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当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宏观经济失衡。宏观经济失衡在我国当前主要面临两个严峻的现实：一是供需失衡的困扰多，并且成因复杂；二是经济下行的威胁大，而且短期难以解决。

（一）供需失衡的困扰多，并且成因复杂。供需失衡有两种最典型的现象：一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造成严重通胀；另一种是总需求显著小于总供给，形成通缩。

第一，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就是过多的货币追逐不足的商品。通俗地讲，就是流通中的票子多了。过度的货币追逐不足的商品，带来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什么呢？通货膨胀看起来是一种货币现象，实际上它是一个税，是政府利用发钞权向社会强行征收的一种税。这个税是个坏税。它是政府通过拥有的发钞特权，把老百姓拿到口袋里的钱抢回来。举例来说，今年国民经济生产了100个产品，我们发出了100元钞票，分别发给了政府、企业、居民三方。政府通过税收从这100元钞票里面拿了30元；企业通过市场经营从这100元里赚了30元；老百姓通过打工劳动从这100元挣得40元。假定没有借债、没有储蓄，我们拿了钱都去花，货币周转一次。那么，一个产品的单价是一元，就是平均一块钱一个东西。现在政府收了30元的税，它可以买回30个东西。但是，政府发现买回30个东西不够用，怎么办呢？政府运用它的印钞权，再印100元。这再印的100元就不是谁劳动、谁提供产品给谁，而是直接给了财政部，财政部就直接支出了。于是，财政部的账目上就出现了财政收入是30元，财政支出是130元的账单。这就有了100元的财政赤字。引发的问题是，原来流通中的票子是100元，现在流通当中是200元了。原来平均一个产品是一块钱，现在平均一个产品就是两块钱，这样老百姓辛辛苦苦挣得的那40元，只能买20个东西。因此，通货膨胀坏就坏在让老百姓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所以，任何一个对社会、对百姓负责任的政府都要反通胀。要反通胀在宏观上就要控制总需求，使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大体均衡，不能出现总需求严重的大于总供给的局面，而要控制总需求就要管住货币、管住财政赤字、管住印钞。

第二，总需求显著小于总供给，就是过多的商品在追逐不足的货币。需求不足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卖不动产品，企业怎么办？只有降价。如果企业普遍降价意味着物价通缩，通缩比通胀更可怕。通胀坏在，它让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通缩坏在，它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钱。通缩使物价出现负增长，这并不是出于商家的良心发现，而是商家迫不得已的行为。这样，企业资金周转就会出现问题，这意味着增加破产、停产的企业，引发失业率增加。从这个意义说，通缩比通胀更可怕，它造成了高失业，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没有稳定的收入，这种状况对劳动人口多的国家威胁更大。所以，现代社会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宏观目标，就是保证一定的增长速度，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就业。

因此，宏观调控就是要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大体均衡，即使有失衡也要控制在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程度之内。去年我们的通货膨胀率是5.4%，《政府工作报告》原来设定的通货膨胀率是3%。通盘分析的话，5.4%的通货膨胀率并不可怕。因为《政府工作报告》设定去年的经济增长率是8%，对应3%的通胀率；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2%，对应5.4%的通胀率，从总体来看，这是符合经济增长正常逻辑的。一般来说，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价水平会相应的提高。

今年我们把通胀率控制在4%的水平，相对于7%的增长率而言也不是很高。我们担心通胀问题，或者对于通胀问题给予足够重视，主要并不是因为这次通胀表现出来的水平，而是通胀背后的原因。通胀背后的原因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对于这些新特点，我们目前的政策缺少行之有效的控制手段。

特点一：具有滞后性的需求拉上特点。2008年7月，我国开始采取一揽子措施，就是出重拳、出组合拳反危机。当时称之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增速达到了27%。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更加积极的财政，导致流通中的钞票非常多，这是我们政策目标作用的结果。其目的是反危机、反萧条，保增长、保就业。这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8年世界经济发生严重危机，同期中国经济增长高达9%；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第一次出现负增长的年份是在2009年，这一年，中国经济增长了8.7%，这个速度相当高；2010年我们反危机的措施进一步发挥作用，经济增长突破了两位数，高达10.3%；2011年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2%。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能够保持这么高的增速，这与我们采取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