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4)

核心提示:中国所面临的实现发展目标最根本的挑战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三个根本原因:一是内需不足。由于不重视研发和人力资本开发,收入分配两极化很严重,导致内需疲软,高失业,引发社会剧烈振荡;二是成本攀升;三是市场化改造、制度创新滞后。突出表现为资源配置的方式不是按市场效率的原则,而是按腐败指数分配。

但是,这些钱在刺激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需求活跃把物价拉了上来,刺激了通货膨胀。经过一段时间,它会传导到CPI上,这个传导时间的滞后性,在欧美国家通常是6到18个月的时间,在中国通常是在7到24个月的时间里传递出来。这种滞后性的特点使得我们现在即使采取政策都来不及。因为,这个压力早在两年前就种下了,现在表现出来的通胀压力是前两年政策的一个必然代价。换言之,我们现在通胀压力之所以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前两年反危机的政策在买单。现在即便采取措施,要起作用也要等到两年以后。

特点二:带有成本推动的特点。社科院有关部门做过一个测试,这次通胀涨一块钱,里面四毛多是成本推动的结果。就是40%以上的因素来自成本提高形成的通胀。我国现在成本提高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关于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问题,早晚是要回答、要面对的。包括现在出现的民工荒,根本原因就是发给民工的钱少了,福利低。农民进城是他对城镇预期收入与在乡下实际收入比较的结果。这个比较之差越大,他进城的动力越大。现在乡下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两者之差逐渐地在缩小。由此,农民进城的动力不足,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人们有理由要求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更多好处。面对这样的现实,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提高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由此把提高的成本消化掉。

通常紧缩需求的传统政策对于需求拉上的通胀管用,对于成本推动的通胀不仅不管用,还起负作用。目前这次通胀带有浓厚的成本推动色彩。如果采取紧缩需求的传统办法,就需要收紧银根。由此,企业的融资成本会提高。企业进而会将提高的融资成本计入到物价里面,这就更麻烦了。

特点三:具有国际输入的特点。过去中国经济和国际市场打交道不多,所以,国际市场对我们的影响不大。现在中国经济开放度提高了,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已经非常大了,所以,国际市场的变化对我们影响非常大,包括通胀。这次国际市场众的几个产品成本的提高加剧了我国通胀水平:一是石油。中国每年消耗的石油大概5亿吨,我们自己生产2亿多吨,中国石油的进口依赖度超过55%,并且中国石油进口以每年8%的速度在递增。2003年之前每桶油十几美元,不到20美元,几天时间就到了30美元,又几天,再翻一番,70美元。跟着几天又翻一番,140美元。这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二是铁矿砂。现在国际市场每年贸易量60%到70%的铁矿砂是我国一国买进的。中国工业化在加速,城市化在加速,需要大量的钢铁。中国国民经济人均钢铁拥有程度是很低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中国钢铁的需要量还要上升。所以,我们在国际市场对于铁矿石、铁矿砂的购进量是非常大的。由此,国际市场抬上来的价格需要我们自己消化。三是农产品。我国农产品总体上是能够均衡的,就是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在结构上有问题。我们主要出口大米,主要进口大豆、玉米,特别是对于大豆进口的依赖度非常高。然而国际市场这几年,大米没怎么涨,大豆、玉米涨得很是疯狂。国际市场大豆价格每涨一块钱,中国国内市场大豆价格涨八毛三。CPI一共有八大类指标,涉及吃穿用住行以及服务、教育等等,每一类里面又分一些子项,加在一起共八大类262个子项。这次通胀从目前情况来看,食品类的涨价占这次通货膨胀的70%以上。就是5.4%的通货膨胀率中,差不多3%以上是来自食品涨价。而食品涨价首当其冲的就在于肉禽蛋。这是因为饲料涨得猛。饲料为什么涨得猛呢?因为国际市场上的大豆、玉米原材料涨得猛。国内政策对国际输入通胀治理的效果非常有限,并且很被动。

特点四:国际收支失衡加剧了通胀。长期以来,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特点在于收大于支。截止到今年二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经接近3.2万亿美金。外汇储备是一国的国民,包括企业和居民,给外国人生产产品或者做工,从人家那里挣的钱。这些外汇拿回来以后,在国内是不能直接流通的。不用时,把这些外汇存在指定银行,这个存款叫国民外汇储蓄,即外汇存款。需要用这些外汇时,要将其换成本币提出来。我们把这个环节叫做结汇。结汇等于把外汇卖给了国家。国家把买回来的外汇,放到国库,这叫国家的外汇储备。因此,我们外汇储备越多,说明结汇时候付出的人民币量越多。这个量我们叫做外汇账款,也就是为了维持外汇储备结汇所占用的人民币。占用的人民币给谁了呢?给了所有和你结汇的企业和居民。他们拿到流通领域当中去,要么投资、要么消费。总之,他们拿钱之后,进入了市场,经由这个通道,流进市场。在我国流通当中,如果有一块钱是银行贷款出去的,同时就有一块两毛钱是外汇结汇时出去的。可见,外汇结汇导致外汇账款放出去的人民币已经是目前我国流通中最主要的货币供给量。

这次中国通胀压力之所以大,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结汇时候出去的票子增加了通胀压力。这时如果收紧银根,紧缩贷款,会提高企业融资成本,由此加剧成本推动通胀的压力。而流通中的票子却并没有因此减少多少。为什么呢?外汇结汇通道出去的票子比银行下去的票子多。怎么办呢?降低出口。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敢打压出口吗?出口企业本身压力很大,内需本来不足,再把外需的出口部分打下来。结果使总需求进一步疲软,跟着失业进一步上升,萧条程度进一步加紧。我们面临这样两难的选择。

(二)经济下行的威胁大,而且短期难以解决。经济下行有内外原因。从外部原因来看,世界经济的复苏没有原来预计的那么乐观。我们预计去年美国经济增长恢复到3%,实际美国去年的经济增长不到2%;欧洲经济方面,欧债问题控制不住,欧洲经济能够在零增长的速度就不错了;日本经济是负增长。发达国家的三大经济体,其增长恢复的都比较迟缓。所以,他们要扩展国外市场,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这对中国出口很不利。因此,今年提出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10%,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实上,我们的内需问题更大。

第一,我国投资需求分析。从反危机来看,中国投资需求这几年波动特别大。2008年,中国固定资产需求投资增长15.8%;2009年,由于反危机措施的采取,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一下子蹦到33.3%,比2008年几乎翻了一番;2010年,猛然落下来了,低于20%;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16.8%。我说的这是剔除价格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这么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波动说明什么?说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在危机中的增长主要是政府行为,不是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往往分散决策,不会这么猛、这么集中。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要投资需求疲软,政府可以从中央到地方动员,一下就上去了。但是政府的这种投资行为没有通过市场竞争,效率相对较低。在爆发危机的时候,为了扩大投资,把“十一五”规划淘汰的、没有列上去的项目几乎全部拿出来重新补报。因为市场不投资、企业不投资,意味着需求疲软,进而意味着失业。没有办法,政府就来投吧,即便是低效率,也要投。正如凯恩斯讲到的,既然市场不投,需求疲软,高失业,那就政府去投。政府也不知道投什么。怎么办?政府拿钱就好了。拿钱干什么?请老百姓到海德公园去挖坑,之后填坑,然后给老百姓发钱。这虽然没有效率,但是只要有事干,就不会闹事。老百姓拿了钱,到商场去买东西,买什么就刺激什么,由此带动经济增长。

政府代替市场投资衍生出来的问题是:第一,政府代替市场投资通常效率低;第二,政府代替市场投资往往不可持续。我国政府投资,这几年基本上就是基础设施这一块,包括铁路、公路、机场。这一块是没有后续性的。它对整个经济后续的增长、就业的带动比较有限。这几年,支撑渡过危机的投资扩张,我们主要依靠的是政府,市场力量没有起来,也就是中国的企业没有起来。

大企业创新力弱,有钱投不出去。大企业特别国有大企业,总体资金困难不是特别大,尤其是央企。更严峻的困难在于创新力弱。没有创新,就没有产业升级的空间,没有结构升级的空间。即使有钱,投不出去,不敢投。或者在现有产品基础上扩大投资,就是重复建设。重复建设在危机的情况下肯定就是泡沫。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条是稳增长;第二条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的核心就是要提高创新力。如果研发创新上不去的话,就是有钱,也是投不出去的。这是“中等收入陷阱”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责任编辑:李天翼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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