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中国模式”并没有完全定型

中国正处在发展转型期的关键阶段，不但需要经济转型，也需要社会转型。当今中国社会呈现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特征，社会管理的重心及方式，应当随之进行改革调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是否说明中国发展模式的定型?我们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未来的创新之路如何?带着这些问题，《经济》记者采访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学者俞可平。

“中国模式”并没有完全定型

《经济》：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讨论受到了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也成为海外研究中国的一个热点，您是如何看这一问题的?

俞可平：关于“中国模式”，我们可以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一些深刻的认识。概括地说，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

“中国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区别也是极其明显的。在所有制方面：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在资源配置上：虽然我们采用了市场经济，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在政治上的区别就更明显：中国不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已经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这些都是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基本区别。但这并不是说在社会发展战略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分的结果。

“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价值，我想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道路”的价值，看作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

我还想特别说明一下：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并没有完全定型。虽然它的一些典型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但我们的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对“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以为“中国模式”已经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既可解决国内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又可供他国模仿，这不仅过于乐观，对我们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甚至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