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跳出刘易斯拐点陷阱（3）

本文虽然证明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存在“生计工资”和“刘易斯拐点”的重大缺陷，但并不认为整个理论模型毫无价值，本文在前面已经表达了这一基本看法。

刘易斯的杰出理论贡献是把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区分为性质不同的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从而使人们从结构上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要发展就要形成资本；资本形成要求闲置的或者低效利用的要素流动起来，实现高效配置。刘易斯的结构分析方法让我国改革开放前用要素分析方法解读现代化相形见绌。1964年12月下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国政府宣布要到20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展现的就是要素分析的大轮廓。在每个需要现代化的领域，也是从提高要素的现代化水平入手，如农业就从水利、机械、种子方面入手推进现代化。在要素现代化的过程中，否认资本的作用，严重缺乏要素配置效率观念，典型的事例是几十个农民站在田头看一台拖拉机耕作。结果，“四个现代化”越搞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大。相反，在刘易斯提出的靠结构转换形成资本的发展框架下，只要不断积累资本，各种要素的现代化水平必然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走的就是刘易斯已经阐明的发展道路，结果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大大地缩小了。因此，对于刘易斯建立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我们的态度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前面的分析已经明确，是“生计工资”把我们引向“刘易斯拐点陷阱”。追溯刘易斯建立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逻辑关系便不难发现，他对传统经济部门性质的认识停留在劳动力过剩的表象上面。在刘易斯看来，传统农业部门就是个劳动力过剩经济系统，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新兴的现代经济部门的劳动力需求而言，简直就是无限供给。而且在对传统经济部门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他过于刻板地拘泥于古典经济学传统，而对于宏观经济学则完全弃之不用。

众所周知，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结构问题，必然具有宏观特性。缺乏宏观视野，就看不到结构问题的全貌，也就不可能对结构进行透彻的解析。其实，刘易斯概括出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应该属于宏观经济判断。但是，面对传统经济部门劳动力过剩现象的形成原因，刘易斯的解释停留在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规律水平上，显然过于老旧了。基于劳动力过剩建立“生计工资”概念，显然是对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一最基本微观经济学原理的轻率运用。然而，当我们跳出微观经济分析范畴，运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考察作为国民经济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即传统经济部门时，就会对劳动力闲置(=过剩)现象形成的原因产生新的结论：能够利用这些闲置劳动力资源的部门(或者某个产业，或者某个区域)存在货币供应短缺的瓶颈约束。就是说，在这些闲置劳动力可以发挥作用即能够创造出对社会有用财富的领域，只要有货币供应，就能够利用这些劳动力。

总之，面对二元经济结构这个客观实在，我们在刘易斯规定的单纯的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箱中加进宏观经济学，就会得出新的看法，归纳如下表：

显然，当一个国家整个国民经济全部归属于传统经济部门时，这个国家的经济是不能发展的，因为那里没有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机制。中国自秦汉到明清两千年，就是绵延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之中，其基本经济形态是小农经济。或者说，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历史进程中二元经济结构的传统经济部门即是小农经济体系。这个体系以农业为主体，还包括手工业和小商业。以宏观经济学为分析工具考察小农经济系统，不难发现，这个系统具有制度性货币供应短缺的特性。首先，这个系统并不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甚至从社会制度到意识形态对商品交换多有限制；其次，与限制商品经济相适应，小农经济系统中没有现代货币金融体系，不可能满足充分的商品交换所需要的货币供应量，各种经济发展要素处于粘滞状态。从实证的角度看，高利贷贯穿着中国历朝历代的经济史。即使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宋朝，在王安石变法时期由朝廷(政府)向农民贷款，年息为史上最低，也高达二分。高利贷是制度性货币供应短缺最充分、最直接的证据。如果我们承认传统经济部门存在上述特征，那么蔡教授仅以“民工荒”为由认定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消亡显然是不科学的。

既然我们证实了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传统经济部门属于货币供应短缺系统，那么，实现传统经济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转化就会选择新的路径。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传统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之间存在断然分开的“峭壁”，因此他把发展的动力完全寄托于现代经济部门的资本形成，传统经济部门除了被动地向现代经济部门输送劳动力之外，不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不需要资本积累，也无缘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与刘易斯不同，我们既承认现代经济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又同时注重传统经济部门本身的资本形成。而且，传统经济部门的改造过程，不是像刘易斯设想的那样通过劳动力转移被现代经济部门一口一口地吃掉，而是把现代经济部门发展的资本形成机制移植到传统经济部门之中，通过货币的媒介作用，让处于粘滞状态的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起来，使其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的稀缺性得到货币化评价。当然，这种移植必须是像移栽花草树木一样因地制宜，不能机械地照搬照抄。这不仅因为现代经济部门与传统经济部门常常存在产业特性方面的差别，更因为传统经济部门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会导致资本形成过程和形式发生变异。

如前所述，中国掉入“刘易斯拐点陷阱”并不符合经济规律，是因为受刘易斯“生计工资”理论误导，采取了偏袒资本而轻视劳动的经济政策。因此，把传统经济部门内部的资本形成作为转变二元经济结构的重点，必须调整与传统经济部门各种要素相关的经济政策。至于这些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笔者一贯主张认真吸收借鉴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农业发展经验。因为在他们那里也都经历过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阶段。他们都是在人均GDP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的发展阶段上，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政策，也就是让农民满意、城里人赞成(如果不赞成就不会出台)的政策，实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均等，而且这期间都没有超过15年。中国的人均GDP到2010年已经达到4000美元，中国的农业农村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创造历史之最。对照日本、韩国和台湾省，周、蔡两位教授有何感想？为什么日本能够做到中国做不到？为什么韩国在资本主义制度做到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做不到？为什么台湾在国民党领导下做到了，大陆在共产党领导下做不到？笔者以为，做不到，原因不于中国，不在于社会主义，也不在于共产党，因为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凡是为老百姓拥护的政策和体制，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都可以采用。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即使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也有可能搞教条主义。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困难重重，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正是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缺陷等市场经济理论教条顶礼膜拜的恶果。对此，本文要求经济学家们承担理论误导的责任并不为过。

那么，日本、韩国和台湾省是怎样顺利完成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呢？细说起来比较繁杂，非本文所能胜任，但择要而述也很简单：

其一，建立适应农业特点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体系。传统经济部门具有制度性货币短缺的性质。要在传统经济部门内部产生出资本形成机制，单纯靠产业之间(如农业与工业)或区域之间(如农村与城市)的自由竞争，农业农村与城市经济相比处于劣势地位。要做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协调发展，必须适应农业农村特点，运用财政和金融渠道，向传统经济部门注入充足的货币资金。从财政上看，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向城乡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保证城乡居民和各种利益主体在市场竞争中拥有公平的起点和平台，这是财政的性质决定的，同经济发展阶段没有关系；二是对发展现代农业必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给予必须的财政支持，这是保障国家食品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三是实行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即保证农民为生产主要农产品尤其粮食而投入的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资金)报酬不低于非农产业。从金融方面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靠政策性金融向农民提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期限要长——可达20-30年、利息要低——不及商业性金融的一半甚至由财政贴息、额度要足——财政补贴之外需要多少就贷给农民多少；二是合作性金融解决农民生产生活急需的流动资金，完全是信用贷款，不需要抵压。总之，只要是农民的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政策导向，就一不缺钱，二不吃亏。

其二，建立维护农民利益、带领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合作经济组织。东亚国家传统经济部门的另一个代名词是小农经济或小生产。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规制下，传统农民处于分散、零细经营状态，单纯靠个体农民的力量难以对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于是，就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运用政府的财政金融支农资金，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乃至生活的全方位服务。日本的农业发展理论中有依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即农业协同组合)“发展中间商业、排除中间商人”之说。当然，这里不是说要把农村“商人”(主要指资本制企业)全部排除出去，而是把农业中盘剥农民的资本排除出去。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还是需要资本制企业的。

其三，维护农民权益的土地政策。转变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也是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必然要求大量农业用地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形成巨额土地增值收益。这部分增值收益，首先属于土地所有者，成为推动农村城镇化的重要资金来源。

其四，支持农民进入非农产业的城市化政策。转变二元经济结构必然要求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对于经营规模细小的东亚地区农户而言，更是迫切要求把在家庭经营中找不到足够就业时间的劳动力转移到农业以外去。于是，政府就鼓励公共机关、企业等所有就业岗位向农民开放，甚至鼓励大企业把工厂分散到农村地区。农民到非农产业就业没有任何歧视政策，完全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其收入和岗位，享受所有法律规定的劳动者权益。

我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就解决了短缺问题，但贫富差距拉大了，尤其是农民分享的发展成果太少。如果我国采取实加速农业内部资本形成的政策，那么，参照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已往经验，用十几年时间做到城乡居民收入均等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按照发达国家消费标准做到农产品自给有余也是完全可能的。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的均衡发展，也将大大扩充农村市场规模，开拓出广阔的就业空间。总之，中国应该也能够跳出“刘易斯拐点陷阱”，让亿万农民在转变二元经济结构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同其他社会阶层一道分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徐祥临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