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记者不是大学培养的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近日撰文《中国大学为何培养不出顶尖记者》（2月10日《北京晨报》）。李希光之问尽管远不如钱学森之问，但我以为一位大学教授能够过问或关注与自己本专业有关的事情，总比那些整天不务正业的教授更让人尊敬。

现在的一些大学教授突然暴得大名，不是在本专业领域有何最新的研究成果，而是以“左道旁门”的影响出名，实在有辱斯文。这样的教授带坏了学风，使得一些学生也不安于学问，总想找到出名的“捷径”。

报载：2月15日，北京大学举行了级别颇高的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40周年的仪式。近期出版过一本美国驻外新闻记者史的作者、也是斯诺的传记作者、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行政副校长约翰·汉密尔顿说：“应该说埃德加·斯诺是20世纪顶尖的外国记者之一，《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显然是主要原因。”中国有人呼吁培养“100个新的斯诺”，让世界了解中国。

我手头恰好有一本汉密尔顿写的《埃德加·斯诺传》，这些天受到李希光之问的“刺激”，很想通过斯诺这个“顶尖记者”的个例，探讨一下大学究竟能否培养出顶尖记者的问题。老实说，我的结论比较悲观。我认为，顶尖记者不是大学培养出来的，而是时代需要、社会条件和个人奋斗三者结合共同造就的。

斯诺23岁来到中国时，他只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读过一年书。密苏里大学堪称美国培养新闻记者的重镇，1908年创建了世界第一所新闻学院，斯诺在这里上的广告提高班，在迪安·威廉斯讲授的新闻史和新闻理论课中他只得了一个D。一年后，因学费负担过重，他离开大学去了一家广告公司。1928年，酷爱冒险旅行的斯诺辞去拉广告的工作，来到上海这个当年冒险家的乐园。原本计划在中国停留6个星期，最后变成13年。斯诺这样的顶尖记者，无论是美国大学还是中国大学都无法培养出来，过去如此，今后可能也仍然如此。

斯诺在自传里说过：“当时中国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这个态度，是源于我决意反对一切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他还写到：“革命并不是由革命者或他们的宣传所造成的，而是在恶劣、无能和腐败的政府统治下那些无法忍受的状况所造成的。在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能够使更多的人相信，他们有值得为之而战斗和牺牲的事业，而蒋介石从未能做到这一点。”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把自己的事业和当时中国的事业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之战斗和牺牲的事业用一根红线穿了起来。

李希光先生在文中说：“中国有上千所传播院系。但是，哪一家是经过中国新闻界资深记者和总编们认证？”中国新闻界资深记者和总编们的认证其实不如教育部认证好使，毕竟有了教育部的认证就有了文凭。有了文凭，顶尖不顶尖无甚关系。前些天，湖南省怀化市《边城晚报》因为报道《你的年是什么味？》，其中涉及“物价高、年味淡、过年累”的内容，领导班子受到查处。大学与其培养顶尖记者，何不先研究无尖记者如何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