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坚持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李崇富，男，1943年生，湖北省鄂州市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评审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评审组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名誉主编；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导，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与邓小平理论。主要成果:《较量——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沉思》、《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研究》（主编）、《马克思主义150年》（主编）等。

▲（采访者简称为▲，下同）：李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最近几年以您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等基本观点研究”课题，并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研究成果。首先想向您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时，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不是包含在其中呢？

●（被采访者简称为●，下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由于其本身所包含着的真理性和实践性，是适用于认识整个阶级社会的，同样适用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趋于消灭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之中占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观点；关于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地表现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的观点；关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1]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2]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历史使命和它自身只有组织成为革命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观点；关于“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等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阶级斗争学说”[3]。而运用这种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及其基本观点，来思考、认识、分析、解决相关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进行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围绕着维护各自基本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领导革命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镇压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反抗的革命斗争中，所依靠的主要思想理论武器就是以其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由此阐明的阶级斗争规律称为“历史运动规律”，认为运用这个规律是科学地理解阶级社会历史的“钥匙”[4]。

列宁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5]。因此，“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社会民主党（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前身—引者注）全部学说和全部政策的基础。”[6]“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一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他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7]列宁甚至强调说：“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学过一点历史或者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就一定会承认，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阶级的革命？是哪个阶级的反革命？”[8]显然，这里主要讲的是阶级社会和剥削阶级没有消灭之前的情况。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某一社会中一些成员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员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与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列宁强调，面对历史上和现实之中的这样种种复杂的、变幻莫测的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究其原因，就在于“只有研究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才能科学地确定这些意向的结果。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同。”[9]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之所以都是自己时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都能够胜利地开创出一番革命事业，其中一个重要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就在于他们敢于坚持和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即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自己面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基本著作，就是进行阶级分析的典范，也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创的首要标志。

▲：就一般的共产党人而言，承认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于认识阶级社会的重要性、对于认识革命战争年代的重要性，可以说，大都具有基本的共识。但是，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趋于消失过程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尤其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是不是有一个重新认识和探索、有一个须经社会实践重新反复检验和统一认识的过程呢？

●：是的。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重视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是完全正确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要义之一。但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仍然提出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发动多次政治运动，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这就犯了“左”的教条主义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使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并由此开始创立邓小平理论，形成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与时俱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国近30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丰功伟绩的思想保证。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体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方方面面，也体现在对于阶级斗争的看法和对待上。早在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就指出：“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他还强调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10]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据此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论断。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11]近30年的实践，特别是邓小平领导的历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实践，都反复证明：邓小平的上述观点和党中央《决议》中的上述论断，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情况，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长期、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和贯彻落实。

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要求我们，在反对一种主要的错误倾向的同时，要注意防止它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但遗憾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思维，往往总是纠缠着一些人的头脑。如果说在大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确实有不少人对于阶级和阶级观点显得过于敏感，从而容易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则有不少人对于阶级和阶级观点又显得过于麻木不仁，对于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着的阶级斗争现象熟视无睹，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弃之如敝屣。于是，在当今中国理论界，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淡化马克思主义，鼓吹超阶级的思想文化，直至公开宣扬中国应当实行“私有化”、“西方化”和“美国化”，即肆无忌惮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畅行无阻、成为一种时髦；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却很微弱。这是极不正常的，也是很危险的。

▲：在这方面，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政客的政治敏锐性，都比我们许多人要强得多啊！

●：可以这样说。例如美国当年驻苏联大使小杰克·Ｆ.马特洛克，在其所著的《苏联解体亲历记》中对戈尔巴乔夫背叛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观察，就是很好的反面教材。马特洛克写道，“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所依据的中心概念”。他认为，在西方诱导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发生思想演变时，“其中最重要的莫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当他观察到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人在内政外交上，发表了超阶级的观点之后，说“我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于是他把戈尔巴乔夫等人这些“有关阶级斗争的讲话作为一个可喜的迹象向华府作了汇报”。并写道：“这是《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吗？当然不是。”“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12]虽然，我们中国的情况与当年苏联大不相同，但在道理上则是相通的。我们决不能做西方资产阶级政客“孜孜以求”地诱导我们去做的事情，而应当在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举国上下，集中精力，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与此同时，还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处理我国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现实性及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必要性。

▲：那么，我们理论工作者应当怎样联系国内外的政治现实，实事求是地、既“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地讲清楚这个理论问题呢？

●：我认为，首先，我们应当从党中央关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总体战略判断的高度上，来认识我们时代的本质和世界的政治格局。

从经济关系看，当今世界的经济形态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应当看到当今世界的经济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在不断发展深化，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尽管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但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代的主题。在这种国际经济形势下，我们国家应当坚持对外开放、趋利避害、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以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特别是由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主导的全球化。其经济主体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少数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主要是由它们在主宰和左右着全球经济秩序。除了中国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当今世界在总体上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是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主导、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为扩张形式的三者统一的世界。所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是垄断资本主义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只是改变存在的形式。近几年，美国和英国的一些御用学者，也乐于把自己的国家称为“新帝国主义”，就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从政治关系看，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和时代本质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认识和搞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大背景、大前提，也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国内外的阶级斗争问题的大背景、大前提。我们知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邓小平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13]我认为，世界人民的根本利害就是要从时代本质的高度，来认识和实现各国劳动人民如何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并创造条件，以求逐步和尽快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对此，列宁早就说过，我们生活在由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因此，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运动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14]。尽管我们所处的大时代，早从90多年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就开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但是全世界除了中国等少数几个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在总体上还是阶级社会，所以我们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看待全球的国际政治，来看待我们所处“大的历史时代”的本质与当代“主题”的关系，来看待如何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至于全球的国际性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关系，它们则是由相应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所决定和制约的，其性质和特点就自不待言了。

▲：那么，怎样客观和审慎地看待和分析现阶段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问题呢？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认为，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了，主要是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情况而言的，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当时香港和澳门的回归还没有成为现实；邓小平的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收回香港、澳门，实现台湾与祖国的统一的伟大构想，当时还没有提出来。既然，我们中国在实现完全统一大业以后，还要长期实行“一国两制”，也就是说，中国内地即我国的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香港、澳门和台湾回归祖国以后仍然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例如香港和澳门现有的社会制度至少50年不变）；那么显而易见，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也就完整地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所以，我们不应简单地说全中国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共产党人因此要对其搞什么“阶级斗争”；恰恰相反，我国中央政府正在按照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努力促进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长期稳定和繁荣。而且，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已经和继续在鼓励、欢迎和支持国外、以及港澳台的公司和企业家，来中国内地投资和兴办企业，并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应该说，我们在阶级分析上这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性和真理性，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必须的治国方略和具体的经济政策，是可以统一和并行不悖的。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我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部分，完全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历史任务，也远远没有完成。在我国理论界特别是经济学界有极少数人，一方面以我国生产力的总体发展水平低为理由，而反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张无限制地发展私有经济，甚至公开宣扬要实行私有化，好让私有经济（往往名曰“民营经济”）占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说我国已经消灭了阶级，反对讲阶级观点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这样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悖论和政治悖论。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只有“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才具有完全消灭阶级的根本物质前提和物质基础；否则就是空想、就是欺人之谈。

其实，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长期存在着两个基本的阶级和若干社会阶层：这就是工人阶级（2004年年末在全国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的30822.8万人中，仅仅在内外资完全私有的企业中从业人员就有5490.1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15]、农民阶级（2005年农村人口为7.45亿人）[16]和若干新的社会阶层（即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

▲：对于我国的私营企业主算不算是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国学术界是存在争论的。您是什么观点呢？

●：我认为，根据列宁的阶级定义，这些私营企业主可以说他们已经从经济上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从定义出发看问题，而必须以对事实的具体而客观的分析为依据。因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关阶级的完整理论，一个阶级的形成，只有经历从经济上形成、进而从政治上形成的过程，才算是一个完整的阶级。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西欧的资产者们“在封建主统治时期是被压迫的等级”（即阶层），只是他们“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确立的时候起”[17]，从他们开始向封建地主阶级争夺统治权的时候起，才成为了一种独立经济和政治势力，也就是说，在“国家权力还没有变成它自己的权力”之前的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又如，马克思在论述法国人数众多的小农时，指出：他们“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上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18]所以，对于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批私营企业主，就他们拥护和服从社会主义制度的管理、受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制约的意义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因此称为“私营企业主阶层”比较妥当。

▲：虽然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在一定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对此怎样理解呢？

●：下列严重斗争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或者具有阶级斗争的因素：第一，对国外境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和“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我国内政、危害我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行径，必须进行斗争；第二，对于“台独”、“藏独”和“疆独”等危害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的分裂势力与分裂活动，必须进行斗争；第三，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和国家稳定，对于危害国家、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活动，对于侵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侵害他人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等等违法犯罪活动，即对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必须进行斗争；第四，对于极少数官员和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腐化堕落等腐败犯罪行为，必须进行斗争；第五，对于极少数私营企业主或者官商勾结，或者利用黑社会势力，以严重违法犯罪的手段，为取得非法利润，而惨无人道地对企业职工进行剥削、压迫、打骂、侮辱、故意伤害其身体健康，甚至草菅人命等野蛮的犯罪行为，必须进行斗争；第六，对于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公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企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必须进行斗争等。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仍然有必要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否则，就是自我解除理论武装，就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是啊！既然当今世界在总体上还是由西方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主导的阶级社会，既然我国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斗争，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运用的客观必要性。如果我们抛弃了科学的阶级观点，就势必会出现：我们对于国内外有关阶级斗争的事物和现象的认识，就会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现象层面，就可能是一个缺乏政治观点、大局意识和战略头脑的庸人和“近视”者，就可能是政治上的“瞎子”和“聋子”，就可能是非不明，无所适从。

比如说，在当今的中外关系上，我们国家当然要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和合作的大旗、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同时世界上还客观地、长期地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种社会制度、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种思想体系的并存与对立、合作与较量。虽然这两者的关系，并不能都简单地归结为国家之间的阶级斗争，我们也决不会主动去向人家搞什么“阶级斗争”。可是，其中总是客观地、难以避免地具有某些的阶级斗争的实际内容。要不然，为什么西方世界中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极其顽固地要“妖魔化”中国，要对中国搞“西化”和“分化”，要阻挠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且不说，在世界多极化之中有那么一个惟一超级大国及其垄断资产阶级，总是在肆无忌惮地企图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企图进一步侵占、掠夺和剥削别国的物质财富和战略资源，企图消灭各国革命、民主和进步的社会力量，企图永远由它主宰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很显然，这是他们的主观妄想，也是当今世界不得安宁，并连续不断发生局部战争、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试想，如果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给予观察和分析，我们能够看清这些国际现象发生的原因、本质和规律吗？

又比如说，我们国内存在的一些政治现象，像陈水扁、达赖之流公然搞“台独”和“藏独”分裂活动；像一些顽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公然宣扬中国在经济上要实行“私有化”（或所谓经济“民营化”）；政治上要实行“美国化”（即要以美国和西欧所谓“民主宪政”为模式，实行资产阶级多党制）；意识形态上要实行“全盘西化”（即所谓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的“思想主流”，还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为“伯恩施坦主义”和当今社会民主党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等现象，难道其中不包含着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吗？难道不需要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去观察和认识吗？这些问题为什么表现得那么突出和难以解决，为什么有些人搞反华、反共和反马克思主义活动是那么肆无忌惮、有恃无恐？显然，这除了阶级斗争本身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之外，就是我国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与国际性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总是存在着某种联系，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目前处于低潮，就是这些人背后有“洋大人”为其打气、壮胆和撑腰。试想，如果我们不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给予观察和分析，我们能够看清这种种国内的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现象发生的原因、本质和规律吗？

再比如说，自从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之中一些人的腐败堕落现象，为什么层出不穷、难以遏制，反腐败斗争搞了近30年、落马和毁掉了几十万党员干部、查处了成百万计的案子，但是腐败蔓延的势头至今没有根本性的好转。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对此，有些人用体制不健全、民主不充分，特别是运用西方的“寻租理论”来解释，当然有其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前两者），但都不是根本的原因。对其根本性、本质性的原因，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过：“从本质上说，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这些消极腐败现象是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作风在党内的反映。”[19]正是由于作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思想之集中表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即恶性膨胀的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思想意识，对于一些党员干部头脑和灵魂的腐蚀，才使这些人丧失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党性原则、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从而抵挡不了金钱、美色和其他糖弹的诱惑与攻击，走上了以权谋私、违法犯罪、腐化堕落的不归之路。这些党员干部的腐败，既包括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腐败和思想道德上的腐败，又包括党的机体的局部腐败。因此，我们反对腐败的斗争，既是国内外的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较量和斗争在一些党员干部头脑中的反映，也是这类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试想，如果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对党内这些消极腐败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我们能够看清消极腐败现象发生和开展反腐倡廉斗争的原因、本质和规律？我们能够真正有效地把这项严重的政治斗争进行到底吗？

总之，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鈅匙。”[20]在这里，我们希望那些已经“丢弃”了这把“钥匙”的同志，再把它真正和实际地掌握起来，并加以正确对待和运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有效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