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压力下的政府转型：西方的转型和外包

“民众的环保压力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曾到访过中印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能源及环保研究学者吉姆·沃特森对《环球时报》记者感慨说，“位于欠发达地区的什邡迅速放弃建立大型金属冶炼项目的计划表明，中国政府在民众迅速上升的环保压力下正面临转型关键时刻。”中国民众对环保关注度日益高涨，让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环保方面的选择更加困难。实际上，在工业革命发生几十年后，英国人才向议会提交世界上第一份水污染报告，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韩国斗山集团洛东江污染事件，都成为各个国家转型的标志。多国学者认为，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不仅仅是向绿色经济发展的转型，更是政府行政决策透明化的转型，否则，再好的项目也会被搁置，导致地方错失发展机会，最终影响老百姓就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成功代价”到“转型写照”

“环境问题，中国成功的代价？”四川什邡市政府日前由于民众反对宣布停建钼铜项目后，英国《卫报》称，公众反对声浪是对经济增长和环境威胁之间不平衡的不满。中国各级政府声称要净化空气和水源，并且对污染投诉有着越来越多的回应。但是，地方官员吸引投资和只强调经济发展导致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印尼《雅加达邮报》称，环境问题是中国在高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道坎。中国各地市民对于“自家后院”进行的危害环境项目变得更加“坦率”，这也使当地官员面临更大压力。

民众的环保压力让地方官员非常纠结。《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的地方官员将越来越感到“官难当”，因为他们既要负责保证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低失业率，又必须使民众相信经济的发展不会以损害环境或公众健康为代价。文章称，在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一些可能导致污染的工业，而地方官的升迁又与引进投资有关。

《纽约时报》称，对于民众坚决的反对，中国不少地方政府都感到措手不及。近来，中国许多城市都发生对有高污染危险项目的激烈反对活动，而且发生频率越来越高。不久前，上海附近的松江修建垃圾焚烧厂的计划受到质疑，去年东北城市大连也宣布关停并迁走一家石油化工厂。文章称，现在中国“公众心中的环保标准越来越高”，北京市就曾叫停在市区修建大型垃圾焚烧厂。

“什邡市民的环保压力正是转型中国的一个新写照”。奥地利《维也纳日报》称，冒烟的烟囱、蓬勃发展的工业城镇，这曾经是中国发展和进步的象征。现在这些看法已经在中国变得过时。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和较高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新需求。文章称，在这样的压力下，中国慢慢学到一些东西，绿色和转型正在成为中国各级政府新的关键词。

多国政府在环保与经济间徘徊

“任何一个人客观回顾中国城市过去几年来的环境变化，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生活环境是在变好。仅十年的时间就有这样的变化，在底特律、曼彻斯特等任何一个欧美国家经历过大型产业革命的城市都没能做到这一点”。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环保政策学者吉姆·沃特森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这样说道。

沃特森说，中国目前在可持续发展上正承受着国内和国外的压力。在国际上，中国希望被视为一个全球强国，为此，它渐渐开始意识到，要赢得尊敬，就需要展现责任感。对国内来说，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各级行政机构也面临巨大的环保压力，决策者们需要成熟地运用各种交流沟通技巧来回应民众的环保要求。

德国被称为是最注重环保的国家之一。去年日本福岛核灾难发生之后，德国决定到2022年前关闭所有核电站，成为仅有的一个这样做的西方国家。实际上，二战后，“发展”一度成为几乎一片废墟的德国压倒一切的重心。像当时的鲁尔区，拥有全国90%煤矿业、60%钢铁业、50%能源工业和40%化学工业。沿岸化学工厂林立的莱茵河成了“欧洲的下水道”。因此，上世纪70年代后，德国爆发强烈的环保质疑风。地方官员纷纷因环保问责制下台。德国还诞生了绿党。之后，德国经济也转型为更加注重绿色发展。尽管近来德国一些能源巨头认为，关闭所有核电站是一种不合常规的“大跃进”，并将德国政府和议会告上法庭。但德国联邦政府认为，环保转型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但必须这么做。

不过，更多国家似乎并没有如此大的勇气。加拿大是全球环保运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绿色和平”组织也是在加拿大起源的。但近年来，加拿大用油砂矿炼油的产业却受到广泛质疑。许多环保组织将油砂业称为“加拿大国家颜面上的最大污点”，加拿大“油砂油”的最大买家美国也于今年1月否决了加美之间的输油管项目。尽管如此，加拿大政府对这些压力毫不理睬。加联邦政府对美国“借环评掐脖子”作出激烈姿态，总理哈珀赴亚太“卖油”，并用激烈言辞抨击国内环保组织，称他们“在外国资金支持下妄图阻挠加拿大能源开发”。

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更是纠结。美联社6月15日称，在拒绝了国内众多环保组织关闭莱纳斯稀土厂的要求后，马来西亚政府当天对该稀土精炼厂设了两条新规定，以缓解公众对于污染的担忧。这家由澳大利亚矿商投资数亿美元兴建的稀土工厂据称将成为数年来中国之外的第一家稀土精炼厂，将满足全球除中国之外的三分之一的稀土需求。但这一计划却遭到众多民众的反对。

西方的转型和“外包”

在学术界，有学者发现，各国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规律：即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将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通常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这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在上世纪50年代伦敦烟雾事件后，英国人开始反省空气污染造成的苦果，并最终推动议会颁布世界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伦敦也因此从工业城市向金融、文化城市转型。如今坐落在泰晤士河岸的泰特现代艺术展览馆的前身，就是当年被勒令关闭的电厂。到1980年，伦敦雾天由每年几十天减少到5天。

不过，对于发达国家的转型，一些分析认为更多的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的结果。英国国会能源和气候变化委员会今年4月提交报告称，英国碳排放量下降是污染工业外包海外的结果，而非政府实施了什么大不了的气候变化政策的结果。能源和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蒂姆·杨表示，“历届政府都声称要减少导致气候变化的排放量，但实际上很多污染工业只是被外包。在享有越来越多消费品的同时，英国前所未有地推高了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的排放量。”

“竭泽而渔”与“缘木求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9日对《环球时报》表示，污染实际上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负“外部性”，它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包括政府治理污染的花费、自然资源的减少，以及污染物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但排放污染的工厂并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只能通过政府强制其减少环境污染。但问题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目前都存在有法不依的情况，而且一些地方政府还成了排污工厂的保护伞。

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高级访问学者的美国西东大学副教授汪铮对《环球时报》记者称，对于任何一个地方来说，环境保护和人身安全都是比经济发展更重要的问题，这是各国执政者都应有的概念。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有义务提振当地经济和提高人民收入，并引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项目，但如果没有和老百姓进行有效沟通，通常会引发巨大争议乃至引起社会不稳。他认为，地方政府往往将这种失误解释为一种疏忽，实际上是权力的傲慢。因此，地方政府要有“权力的谦卑”，在通过重大政策前对民众做出充分的解释说明。

丁一凡说，在公民各种意识日益提高的情况下，透明度可以大大减少管理成本。政府进行任何项目建设，都要向社会公示，包括建设成本、对环境可能的损害和具体的环保措施。建设项目不透明很容易激化民愤，并且产生社会矛盾，地方政府不及时处理，公信力会进一步遭到损害。

日本经济学者北条博雅称，尽管民众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但脱离经济发展要求环境保护并不可取。毕竟不仅污染治理需要投资，就连污染治理的消费者支付意愿也是建立经济基础上的。离开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固然是“竭泽而渔”，但离开经济发展谈环境保护也是“缘木求鱼”。在世界其他经济体一片萧条时，中国经济处于持续增长十分难得。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如果能达到环保标准，却由于政府与民间沟通不畅而导致放弃，就太不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