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我的一生简单平凡（2）

我与胡风案

李：我北大毕业，几经折腾，一个偶然，进了中国社科院。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挨了一通整。因我说胡风是鲁迅最信任的人，说路翎的小说极有才华，我欣赏胡风《七月》、《希望》、泥土社、蚂蚁社等名称和封面设计，觉得不落俗套而坚实朴素，是鲁迅遗风，还有我买了胡风的《意见书》送人，等等。说我是“胡风分子”，整了一年。这中间，还把我带去参加执行枪毙前的“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为了吓唬我。但又怕我自杀，因为跟我同案的一个好朋友，非常好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自杀了。我才不会自杀呢。但逼我写了一大堆什么“我就是胡风，如何如何”的材料。

“反胡风”运动初期还叫我写批判文章，我说胡风是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所以与无产阶级发生了对抗。结果胡风发表检讨，也说自己是小资产阶级。这就成问题了，一定要审查我和胡风是怎么预谋好这同一个腔调的。最后，是通过公安部仔细调查，发现我和胡风或胡风分子没有任何联系。确实没有联系，连信也没写过一封，更没见过面说过话，我本不喜欢和人交往嘛。最后定我思想罪：受胡风严重影响，思想反动，需要批判。但我在被整结束以后，却立即买了路翎1949年以前出版的很厚的《财主的儿女们》上下册，留作纪念。我的藏书基本上处理光了，但这两本厚书至今还留在北京的小书房里，颇占地方。可见如何整也无效。

到1957年5月“反右”前夕，才把审查结论拿出来让我签字。幸亏我在签字时非常狡猾，我没有否定对我的审查，只说“有些材料与事实有一定出入”。假定那时我翻案，那就完了，肯定是“右派”无疑了。

记不住面貌和声音

李：我的遭遇还算好的，“文革”时也没怎么整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交往少。“文革”一开始，大家以为我跟文艺界的人联系一定很多，跟“文艺黑线”肯定有关。像陈荒煤，“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出来的，他管电影，过去一直请我去看电影。还有戏剧界，几乎每演一个戏都送我票。因为当时我搞美学，算是有名气啦。后来发现，看戏成为负担，我就不去了。而且我和什么人物都不来往，“文革”和“反右”就这么过来了。所以，不和人联系坏处很多，但好处也有。

和人交往少，跟我自己一个大概先天的缺陷有关：我从小记不住人的面貌和声音，有的人以为我架子大，见面不打招呼，其实我是记不住面孔。还有一个是记不住声音，我儿子打电话来，总先报姓名。这事已讲过两次，这次想作标题突出一下，是因为至今如此，要请大家原谅再原谅。现在熟人电话仍老要问哪位，认识的人见面讲话，心里还在嘀咕“这是谁”。当然，非常熟的人尚不至如此。

算是毕生遗憾

刘：你到敦煌是什么时候？逃过“反右”跟你人在敦煌确有关系吧？

李：去敦煌就是1957年，我在“反胡风”审查结论上签字后就走了。五月走的，八月才回来。离开北京，先去了太原，一个人爬了华山，才到西安和大家会合。

刘：一个人？

李：是呵，很危险，但印象深刻。下午上的山，天黑了，一路没人。记得那晚在一个和尚庙住下，那时人很少。第二天接着爬。印象最深的是“老君扶犁”。那时袋里就揣一个工作证，我想如摔死，从工作证可以知道是什么人。我以为爬山，还是华山最好玩，因为它险。那时年轻啊，才27岁。

我到西安和他们会合，后经兰州，坐了很久的火车，先到敦煌县，从县里到莫高窟，记得是在沙漠中坐牛车，坐了一个晚上。那时交通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