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动的世界反思：体育，不该仅此一种（2）

民众观念悄然改变

“中国人历史上缺少（把体育融入生活）这种传统，中国人还是比较关注谁胜了谁赢了，不太在意自己是否参与了。有很多人不喜欢运动，但是到了那一天他会问谁赢了，这样的运动一点都没有意思。”这是李宁对中国人运动精神的反思。

北京体育大学客座教授罗宏涛去年刚刚在美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在她看来，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就有尊崇身体、热爱运动的传统，及至工业文明之后，体育更是成为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运动是他们感受生命的重要形式。而中国自古就把体力与脑力割裂开，而且有高下之分，因此，她也不想苛求中国人完全接纳西方人的体育观，“那不太现实”。

不过，改变还是悄然进行着，一方面，中国人渐渐不需要以某个人的竞技成绩来增强自豪感，另一方面，中国人尤其年轻一代与世界潮流的进一步融合，自然也包括接受更丰富的体育观念。

50岁的肖更生是珠海市一所高中的数学老师，他从1984年就开始随着中国的重返而关注奥运，对奥运会的感情很能代表那一代人的特征，中国选手的表现总是容易让他或激动，或沮丧，“特别是北京奥运开幕式，太震撼了。想到是中国办的就觉得特别自豪。”而中国首次登上金牌榜的榜首也让肖更生为之兴奋，特别骄傲。”不过，北京奥运会的辉煌之后，肖更生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我现在比较注重比赛的观赏性，对成绩倒不是那么重视了。”

25岁的邱焱目前在北京一家公关公司工作。亚特兰大奥运会让邱焱发现，除了足球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精彩有趣的体育项目。他是受家人影响关注体育的，但兴奋点悄然转移着，看奥运会的目的，从最初的为中国选手助威，演变成欣赏各种精彩的赛事。

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邱焱开始广泛关注各种体育赛事，包括欧洲杯、世界杯、NBA、冬奥会等等。每一届奥运会他绝不错过，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全程关注。“奥运会最大的魅力就是体育本身的魅力，在体育世界里很容易让人看到奇迹，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谈到奥运的魅力所在，邱焱深有感悟。

4年前的那一届，对他来说，除了在中国举办，跟别的奥运会没有什么不同。“非要说区别的话，可能是看转播比较方便，不用倒时差。”

2008年，当时还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大二学生的贾贝（化名）原本没打算参与奥运，由于暑期出游计划泡汤，正好又赶上奥林匹克公园招募新一批志愿者，贾贝递交了志愿者申请。

去了以后，他的最大感慨是，只有中国才能办出这种“规模”的奥运会。

目前，贾贝在英国北部的一座工业城市读研究生，巧合的是，他在那里赶上了伦敦奥运。伦敦奥运的门票销售不错，民众观赛热情很高，但看不到北京奥运举国欢腾的激昂与浩荡。“我6月底去伦敦，丝毫感觉不到奥运会的气氛，如果别人不告诉你，你根本不知道这地方要开奥运会了，只有遇到零星的纪念品商店才能感觉到奥运气氛。”

生于1970年代初期的敖铭，早就过了为奥运夺金而激动的人生阶段，谈到如今中国精英选手不断刷新的奥运成绩，他表示，“以前穷而又缺乏精神寄托，对奥运产生某种膜拜可以理解，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层次吧。”

身为体育记者的杨明亲历过1988年汉城奥运会，奥运引发的狂热与2008年的北京特别像。现在，日本、韩国民众对奥运的态度已经平和多了，而民间体育则处于勃兴之中。东京都政府近年一直在争取二次申办，市民低迷的情绪让他们头疼。

在现代国家，人们既热爱奥林匹克，又从未间断对其进行批评、监督，只有在比赛开始之后，它才会被欢呼声盖过去。

杨明觉得，16天的奥运，最吸引大家的肯定还是对金牌的竞逐，这太正常不过了，这是体育比赛的魅力所在。但他认为，不能永远停留在把体育成绩理解为国家实力、民族兴衰上。

广州亚运会期间，杨明写了一篇题为《“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的评论，被广泛转载，反响巨大。当时他感觉，约一半的评论是否定他的，“但从那之后，感觉质疑（体育体制）的声音越来越多了。”

在CCTV体育频道，张斌和他的团队尽可能传播一些竞技之外的体育理念，他觉得中国社会的发展到了这一步。杨明在新华社则发现，最近同事们私下聊天时常会捎带品评几句唯金牌论的弊端。

民间体育待推动

敖铭曾是知名体育媒体人，先后在新浪体育、搜狐体育担任负责人，2008年5月，他辞去令许多人羡慕的工作，创办了加油中国体育社区，主要精力用于组织全国范围的业余足球联赛，让民间足球爱好者也有一个梦想可以追逐。

祖籍大连的敖铭自幼热爱足球，创办这家体育公司当然是他兴趣所在，而另一方面，他觉得中国的奥运战略在北京将达到极致，然后很体面地转型，国家体育政策必然向民间资本、向大众体育倾斜。当时他信心满满，“咱可走在时代的前列了。”

敖铭很快发现，自己错误判断了形势。全民健身的热潮并没有到来，国家也没有出台相应配套的政策。他们的加油中国足球联赛还是靠一己之力搞了起来，目前已坚持了5年，每一届都是勉力支撑，举步维艰。加油中国每年都申请国家体育总局的群众体育专项资金，结果总是石沉大海。敖铭也曾求助中国足协，时任常务副主席南勇表态称：不反对，但不会有实质支持。

作为惟一一个全国运营的足球联赛，加油中国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依靠卖足球装备筹措经费。创始人敖铭的办公室里，堆满了球衣球鞋，他不确定民间体育的春天什么时候来，自己是否还能挺到那一刻。

盈方是一家国际体育传媒集团，盈方中国总裁马国力也表达过相似的遗憾。他在北京奥运开始前离开CCTV体育新闻中心主任的职位，以为会引领中国体育市场化的风气，可前景并不像他预判的那么美妙。

1988年后，体育部门提出奥运争光计划与全民健身计划，事实上肢解了体育的功能，使之变得更畸形。在一个体育局的架构中，虽然机关层面有竞技和群体的部门划分，但竞技部门下面有庞大的事业编制，有十几个分中心，而群体部门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无法同日而语。

本刊曾联系国家体育总局宣传部门，希望了解他们如何协调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的关系，被告知只有群体司有可能介绍情况，而竞技部门的人都去了伦敦。

成为金牌大国的同时，中国青少年体质的数据和成年人参与运动的情况，却呈每况愈下之势，现有精英培养体系也因此备受诟病。中国人体育参与程度低，受民族性格、生活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板子不该全都打到体育部门身上，但是，确实该是重新审视利弊得失、重新分配体育资源的时候了。民间体育的大量工作，政府必须承担。

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卢元镇在自己微博里写道：“竞技体育应是大众的而不是小众的，不能用天才论、选材学和唯金牌论把大多数青少年隔绝在门外。我提出过竞技体育应该理直气壮地进入学校，提出过普通民众不仅可以有健身的权利，也应有参加竞技的权利。”

金牌战略调低了嗓门儿

北京奥运会上，刘翔离开天坛公寓进驻奥运村的那个下午，CCTV破天荒动用了直升飞机航拍。可以说，是媒体和公众的合力，把刘翔推到了代言中国的神坛之上。奥运期间，很多媒体习惯于热炒谁是第一金，哪块是分量最重的金牌，不断强化金牌的重要性及不同金牌间的差异。

张斌告诉本刊，媒体也没有走出唯金牌论的思维模式，每逢奥运年，优势资源都投入到对金牌项目的报道上，这其中既有政治的、商业的原因，也确实存在社会需求，是一个综合作用。同时张斌认为，多少年的精英体育模式和唯金牌论的思维，导致中国体育的多样性遭到破坏，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是，“假如不追逐金牌，就没有一个考量中国体育的指标”。

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仅就产生金牌这一功能而言，中国的体育体制确实是非常“高效”的，全国只有约一千名注册跳水运动员，却每每囊括全部大赛金牌。在杨明看来，竞技是体育的一部分，不应与大众体育割裂，只培养一批夺牌机器。可惜现实并非如此，“蹦床，养几个人，就能拿奥运两金两银，真‘高效’。中国六大金牌项目拿了38块北京奥运金牌，除了乒乓球羽毛球，从事其他四项的一共有多少人？”

无论杨明还是张斌，都认为举国体制这个叫法不准确，杨明说，举国体制容易让人联想到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变得不容质疑，其实应该叫精英培养体制。而张斌的看法是，仅以体育而言，举国体制没问题，体育就应该是整个国家的事，是全体国民的事，现在的体育发展模式，确切地说应该叫“举国行政体制”。

奥运金牌已经越来越难以刺激公众的神经了，不过，外界的松弛无法改变奥运争光体系的内部运行逻辑。在奥运参赛名单出炉前后，围绕人选的竞逐足以用残酷来形容，对于地方体育官员，奥运成绩就是他们的GDP，怎么重视都不过分。

奥运备战期间，CCTV田径专项记者冬日娜前往上海莘庄训练场探营，她被拦在外面很长时间，要知道，这是与孙海平、刘翔关系最密切的媒体人之一。给人的感觉是，伦敦奥运的备战如临大敌，甚至比2008年更严厉。

迫于公众对金牌战略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体育总局的做法也在调整，杨明的感觉是，这次出征前代表团比以往低调，没那么群情激昂地喊口号。

“反向修复”，正当其时

敖铭的工作地点在北京朝阳体育中心，偶尔能看到日本人带着孩子在那里打棒球，他希望中国的家长们也把孩子带到运动中享受快乐，接受这种特殊又必不可少的教育，“如果作为父亲的中年人不踢球，你还指望手捧iPad的一代踢球吗？”

陪孩子运动的想法经常遭遇现实尴尬：敖铭家旁边的小学有一个操场，他想带儿子跑两圈，测一下成绩，看门老头说什么也不让进。那块场地只在周末以收费的形式对外出租。

“我们往往忽略体育的教育作用。现在有的学校上50个孩子的体育课，就买50个篮球每人发一个，老师说不许争，就是怕孩子受伤，其实这是对体育最大的破坏，破坏了体育的竞争。孩子在参与体育的时候会学到自我保护，保护别人，如何竞争，如何把握机会，最后学会礼貌，既是竞争又是和谐。”中国人把体育简单理解成精英的竞技和普通人的活动筋骨，李宁看到了其中的偏颇，“我们国家要对体育从教育的角度来认识，然后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不光是为国争光，还包括体育的教育，国家要投入。”

自幼热爱运动的张斌很欣赏伦敦奥运“激励一代人”的口号，在他看来，一届奥运会将产生许多传奇故事，这是一份精神财富，“胜负观没必要回避，但胜负背后的精神价值不能忽视”。

关于体育的社会价值，张斌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

伦敦奥运核心区位于Newham镇，其居民的种族多样性堪称全英最复杂，在全英社区受教育程度排行榜上则位列倒数第二。Newham借奥运良机创建了一家名为FRE飞翔者的体育俱乐部，吸纳社区内11至16岁的一代人。飞翔者俱乐部志在打破奥林匹克顶尖参与者与业余体育之间的藩篱，让大英代表团的运动员们可以深入到社区之中，做运动示范，激励孩子们在人生的起点上可以真心地爱上一项运动。第一个践行于此的就是英国男子曲棍球奥运代表队。

运动让处在不同社区的孩子有机会彼此了解，让彼此不敢正视的族群之间充分认同。“这是来自伦敦的一个小故事，事关运动，体现激励，而我们太缺少基于社区的民间体育行为了，让运动下沉至民间，才有实在的激励。”张斌在专栏文章中写道。

奥运期间，张斌将负责一档《伦敦行动》的栏目，他提醒自己的同事，多关注体育在当地的多样性。他认为体育是一种教育，伦敦奥运会将与北京奥运形成鲜明对比，引起国人思考和反省，或许之后有新的转机。

年届七旬的卢元镇是一个积极寻找体育体制病灶并勇于说真话的学者。“有人以为我是竞技体育的反对者，其实不然。我深知竞技体育对改造中华民族民族性的重要性，儒家文化是排斥竞争的，是与市场经济的社会心理格格不入的，竞技体育一定是市场经济的文化副产品。”他说自己深恶痛绝的是“唯金牌论”，将竞技体育的多种社会功能单一化，其结果是将竞技体育推上绝路，“就像前东德那样。”

敖铭也期盼着更丰富更真实的体育生活出现在身边：“如果我们的奥运代表队成员都来自普通民众，比如田径队里有铁路工人，游泳队里有大学生，射击队里有医生……体育运动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他或她只是因为热爱某项运动，业余时间投入更多精力去锤炼，进而获得了奥运参赛资格，那么，我可以为她或他欢呼。”

许多退役、现役运动员、媒体人、学者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一个意思：单一价值取向的体育思维应该结束了。

李宁对本刊表示：“那个时候（1980年代）人们需要金牌，不需要体育，体委需要冠军，不需要运动员……当我们欢呼中国人拿这么多奥运冠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是有成本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李宁认为依靠体育振奋民族精神是可以理解的，必要的，“今天是否还要继续几十年的呆板体制呢？这是值得商榷的。”

在许海峰看来，北京奥运会已成为中国体育的一个顶点，“大家都挣足了面子之后，体育的功能会发生变化，竞技会被淡化，这是必然的。”

这种淡化是否能让竞技体育在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置呢？许海峰摇摇头表示没有所谓的平衡，“以中国体育现有的底子，淡化之后，还能撑上两届奥运。直到大家都看不过去了，就再抓吧。”

张斌的建议是，深入调查中国人参与体育的方式，得出客观的结论，为今后的决策提供参照系。“体育是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基石，谁忽略它就要受到损害。”

他觉得，中国人的体育生活被切割了，必然要进行反向修复，也肯定要还大量的债。当然，他觉得唯金牌论不是人为喊停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自然发展的过程，对金牌、对奥林匹克的认知需要时间。“不能因为我们的热诚就加速历史进程，需要极大的耐心等待中国体育的自然生长。”

（注：本文涉及苗立杰、许艳华的内容主要来自《生活报》，本刊记者徐梅、张欢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