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伦敦奥运，成就世界中国（3）

凤凰网独家评论的观点更直白——哪怕直白地毫无道理，它说：（举国体制）是一种低效能、高损耗的生产方式。这一切是通过动用国家资金、以行政手段整合国家资源得来，很大程度上乃是以牺牲全民体育消费乃至其他民生领域的投入（比如国家要求投入4%GDP的教育）为前提。

是啊，中国这么穷为什么还要射神九，中国这么穷为什么还要办奥运，印度这么穷为什么还要发展太空技术，西方经济危机这么严重，为什么还要以北约的名义军事卷入利比亚战争？

算了吧，把金牌和民生扯在一起的讲法已经过时了，普通民众正和举国体制一起大步向前，某些媒体你们为何总是原地踏步而且“一踏就是几十年”？

我在法国的时候看到：每当法国人夺得一枚金牌，法国便举国欢腾、总统也要单独发贺电，选手荣归故里受到英雄般的盛大迎接，每当这个时候，你怎么判断一枚金牌的价值？你怎么判断它的投入和产出比？还记得，北京奥运会时，香港对中国的认同感达到历史新高。这种认同感的上升又如何去评估其投入产出效应呢？

有媒体指出中国是金牌主义大国，我觉得其实我们还不是。以民主国家韩国为例,当韩国选手李大勋在跆拳道男子58公斤级决赛中获得银牌后， 韩国跆拳道队主教练金世赫竟然说：“金牌和银牌的差别就像天与地之间的差别，夺金是我们韩国跆拳道队的基本，只拿个银牌就是国家叛徒”。

一些发达国家的媒体为了营造自己国家奖牌数“名列前茅”的氛围，以各种排行榜慰藉国民。比如美国就以奖牌榜做为标准排列国家名次；澳大利亚表现太差，但银牌还是不少，于是就有媒体用银牌做为标准排列；最具奖牌情怀的应该是日本，铜牌曾经一箩筐，媒体便称日本铜牌世界第一。

我不是很清楚我国一些媒体对“举国体制” 是作何理解的，如果说以举国之力促进奥运会参赛表现就是举国体制的话，那么，我们国家还做得不够。

我们的好邻居，同时位居发达国家之列的日本，其中央教育审议会特别委员会决定，将奥运会金牌总数排名目标列入国家的《体育基本计划》中，力争“夏季奥运会位居前五、冬季奥运会位居前十”。这也是日本第一次将奥运会的目标写进自己的政府部门工作报告。澳大利亚媒体形容自己国家令人失望的表现为“灾难”甚至是“耻辱”。体育官员则把责任归咎于政府拨款的减少。

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举国体制或者举国体制的变种，有的国家会加入市场和社会的因素，但主体还是要靠国家投入。

当然中国的举国体制不是没有缺点，比如大球运动由于成本高、出效慢而被忽视。即使是普世价值样板国家美国的市场模式也不是对所有运动都关注——市场化的也只不过是游泳、田径和大球而已。

不过近几年，美国的市场模式也走向极端，买断了转播权的电视台为了广告收入竟然在北京奥运会时推迟十二个小时、伦敦奥运会也推迟数个小时才以录相方式转播了开幕式。一个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它的观众却没有和全球同步享受现场直播的权利！也就是说，当你正看得兴致盎然准备发表一些惊世骇俗言论的时候，其实黄花菜早就凉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假如中国推迟了半小时转播开幕式……

中国现行体制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其高效是不可否认的大优势。特别是在应对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方面，更是令世人惊叹和赞叹。还记得海地发生地震时，第一个到达的救援队竟然是远隔重洋的中国，而不是咫尺之隔的美国。但总有国内媒体“反思”得让人震惊：说什么西方虽然效率低下，但由于经过充分论证，减少了出错机率，反而更快云云。

但事实就是，中国的高效率和制度有关，西方的低效率也同样和制度有关。比如，奥巴马推动建立的全民医疗保险，竟然花费了近一个世纪——从老罗斯福总统起直至奥巴马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