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不顺利并不只是我们一个国家,全球结构调整都不顺利。2008、2009年次贷危机以后,第一个跳出来的是英国首相布朗,他提出调整产业结构,恢复制造业;欧盟2010年搞了2020欧洲战略,也是调整产业结构;美国绿色法案以及奥巴马讲五年出口翻一番,创造200万个工作岗位;日本搞第三条道路。可见,全球几乎都在调整产业结构,可却没有一个是顺利的。
奥巴马面对金融危机,制定的五年出口翻一番的计划。创造的200万个就业岗位,要求其中有80万个岗位必须在制造业。为此,当时奥巴马把乔布斯请到白宫问,IPhone、IPad能不能从中国撤回来,在美国生产?乔布斯告诉他,这事儿不可能。乔布斯举了一个例子说,他拿到IPhone样机,发觉屏幕不亮。马上打电话告知相关工作人员。之后,中国这边连夜动员工人撤换掉80万台手机的屏幕。乔布斯说,这种事情可能在美国发生吗?如果在美国不可能发生的话,美国生产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去跟中国生产的东西竞争。2012年一、二月份,美国在华商会和美国大学商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39%的在华美资企业都有撤回美国和转战东南亚的意愿。将近三成的日资企业也有这种意愿。为什么外企纷纷提出要转移走呢?主要是这些企业感觉中国飞速上涨的成本势头根本没有办法被遏制住,甚至连遏制住的希望都看不出来。最近中国经济不是那么快速地发展之后,我国大宗产品的价格下来了,涨幅也趋于平缓,大家感觉受得住了。从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开始,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过30%。由此意味着,这么一段时间里我国出口企业要想获得利润,其劳动生产率就得提高到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水平。为此,我国企业确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中国经济究竟何去何从呢?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在2012年没问题,问题将出在2013年。经济学界的“章鱼保罗”——纽约大学教授卢比尼在2006年7月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国要经过12个环节崩盘。第一个环节,房价下降;第二环节,按揭还不上;第三个环节,以按揭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出问题;第四个环节,消费信贷还不上等等。这12个环节就把美国说死了。之后,他在纽约成立了卢比尼宏观经济预测公司。预测说日本要陷入长期衰退,日本就长期衰退了。预测说欧洲要出现债务危机,欧洲就债务危机了。
卢比尼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如果出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外需不强;二是房地产出问题。不过,2012年中国问题不大。因为中国房地产现状是有意为之。所以等到经济不景气时可以采取措施再把它调整上来。卢比尼预测中国2013年以后硬着陆的风险达40%。投资大师索罗斯在2011年6月物价最不好的时候讲,中国通货膨胀恐怕只能通过硬着陆来控制。就是通过经济减速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
通货膨胀往往有三个原因造成:一是过度需求。只要银行施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消费和投资的成本一下就被抑制住了。二是工资造成的问题。提高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不同步,这样就会造成工资物价螺旋,如此下去越攀越高,越不好弄。三是结构性的原因。当年小平同志搞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承包制,增产的是粮食;城里给工人发奖金,增产的是日用品。因此,那个年代,吃穿用的增长意味着GDP的增长。现在GDP的物质内容是什么?是高楼大厦、高铁高速、基础设施。哪个能吃?哪个也不能吃。但是,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我国GDP获得高速增长。为此,老百姓强烈要求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于是货币工资提的很快。但是,我国吃穿用的产量、质量没有跟上。另外,当收入提高以后,人们要追求好的吃穿用。然而好的吃穿用的产量更少。在这种情况下,GDP转化为货币收入,就变成较多的货币争夺较少的吃穿用,造成物价上扬。因此,如果想要让物价基本平稳,只有转换生产结构。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是符合大家需要的。
世界三大评级公司之一的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讲,中国在2013年年终之前,面临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将达到60%。2011年年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回答“中国经济会崩盘吗”的问题时答道,世界经济已经饱受欧洲债务危机之苦,我们真的不希望一个新的经济危机。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存在危机的隐患,主要有两个:一是房地产;二是影子金融体系。影子金融体系就是高利贷。从大数讲,我国有两个18万亿,两个10万亿。
第一个18万亿,实际是10.7万亿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借债,也有人说是18万亿。这18万亿现在的处理办法:一是展期,即延期交割,减少浮亏。展期意味着借新债还旧债。靠国家替你发债,还的是利息。只要利息维持在那儿,搁着那儿就不会有问题。二是发债,地方现在强烈要求自主发债。可是一旦自主发债了,全国就乱套了。所以,对此国务院采取的措施是每年配发一定的额度,由中央替发,中央担保。发债筹来的款一方面用于地方,一方面还银行的钱。所以,这18万亿不会有太大问题。第二个18万亿是老百姓在黄金、艺术品、古董、玉石上的投资。中国人投资黄金基本上是在每盎司1200进行的。现在依然还在每盎司1500以上。所以问题不是太大。其他诸如艺术品、古董、玉石等上的投资,国家不会管,也无需管。是真是假搁在那儿就是了,不会有问题。
再说两个10万亿。第一个10万亿是高利贷。全国高利贷显山露水的足有10万亿。如果这个崩盘了,银行可能会难受一点。我觉得国家没准备把它接过去。再有一个10万亿就是房地产。这是要千方百计盘活的。六月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空置房屋381.2万户,空置率达28.9%。从安居角度看,中国就是今天不盖房了,大家都有地儿去。所以,房子这事儿不用太担心,房价高不到哪儿去了。
总之,想方设法处理的是地方的融资平台,用展期和发展的办法延缓其爆发。能延展10年就算是安全着陆了。另外就是剩下不多的10万亿的房地产沉淀资金和盘不活的资产,如果能把它盘活了,问题也不大。所以说对于2013年崩盘,我是划一个问号的。
每年瑞典外交部长都会召开中国论坛会议,一年两次。春天开政治,夏天开经济。今年美国的、欧洲、亚洲的近180名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深专家都去了,觉得中国问题多。我也觉得中国不是没有问题,但是不太赞成他们对于中国的评论,不过也得重视他们的看法。总理在今年两会把今年的增长速度定位为7.5%,这是八年来最低的了。对此,学者从理性判断,中国不去追求高速度了,腾出时间,预留出空间,为将来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由此来看是利好的消息。
为什么市场对中国7.5%的增长速度不看好?关键得搞清楚这个7.5%是因还是果?如果这个7.5%是因,是要主动放慢速度为后面的发展打基础,那一定是利好消息;如果它是果,则就意味着在国际环境、国内条件的夹击下,我国增长速度根本到不了8%,是被迫接受一个7.5%,那它就是利空消息了。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预示着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并基本完成了许多重要领域的改革。但伴随着经济发展,改革中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中国面临的各种可能性风险也越来越大。经济模式的焦虑,公平效率的两难,路径锁定的忧叹,金融危机的困扰,如何跨越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明确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如何更顺利地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中,这些难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从一般性改革向深水区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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