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马克思主义评论》（2）

研究新马克思主义，不能满足于开疆拓土式的“初耕耘”

过去30多年，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以及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课题。毋庸置疑，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其研究的触角几乎已经伸入到所有主要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之中，并且对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建树做出了各种梳理和总结。而且，我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从20年前主要关注已故的重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拓展到同步跟踪当代国外各种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可以断言，世纪之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独立设立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的正式设置，必将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升温。

毫无疑问，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面展开，从思想资源、问题意识、理论范畴、研究范式等许多方面丰富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且为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开凿了一个特别的透视路径。然而，对于新马克思主义这一丰富的理论宝库，我们的研究不能满足于这种开疆拓土式的“初耕耘”，必须进一步地精耕细作。目前学术界也在从不同视角思考如何在新世纪的历史背景下深化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积极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迄今为止，我们的研究主要停留于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框架和研究范式来解读新马克思主义，而没有自觉地开启和展开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比较视野，特别是国际比较视野。这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体上处于“接受式”的解读，而无法行之有效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的重要原因之一。

研究新马克思主义，多维度的比较视野不可或缺

基于此，《新马克思主义评论》拟搭建一个开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比较视野的平台，对于人们公认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和流派逐一推出“专辑”，选译和推介国外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学术界更加深入地开展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文献支撑和理论借鉴。显然，这样一项工作对于深化我们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于加深我们关于当代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的把握，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展积极的国际理论交流，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甚至可以说，对于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机遇、挑战和责任正在无限增大的中国来说，我们不能不开启重要的国际比较视野和多维的世界眼光。

记得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曾经强调，不应埋头孤立地探究文化的起源和本质，而应当致力于对各种文化现象的解释和比较研究。他说，“阐释人类学的基本使命不是回答我们最深切的问题，而是让我们了解在其他山谷放牧其他羊群的其他人所给予的回答，从而把这些答案收入可供咨询的有关人类言说的记录当中。”当然，我们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会满足于关于各种具体的文化现象和理论观点的记录和阐释，但是，多维度的比较视野永远都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