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芬：重温列宁对党内民主的认识观（4）

四、发展党内民主，有利于避免或减少决策失误，促进党内决策科学化

党内决策应该广泛地听取党员的意见和要求，这是党内民主的内在要求。列宁明确指出，一切政治问题都用征询全体党员意见的方式来决定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贯彻民主制，极重要的问题以及那些同群众本身的一定行动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不仅必须用选派代表的方式，而且必须用向全体党员征求意见的方式来决定”。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提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也强调：“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是“必要的和重要的”。

必须指出，列宁主张党内决策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固然是为了保障党员所应有的基本权利，但同时也是为了兼听各方，集思广益，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党内决策的失误。列宁说“我们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做出正确的决定”。实际上，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的主观认识的有限性，党内在决策时出现意见分歧是很正常的。这意味着，在决策的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特别是允许不同意见的充分交流，可以为决策提供更多的选项和更多的思路，有利于减少决策失误，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列宁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多次强调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对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性。比如，在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之际，列宁指示挑选富有经验的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把一些极重要的问题做成调查表，向全党征求意见。他说：“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原始材料（如果有100—200个同志作出回答），那么代表大会就能用它作出确切的结论。”这里的“作出确切的结论”指的就是党作出科学的决策，列宁期望通过用调查问卷的民主方式认真听取党内各方的意见，实现正确决策。再比如，列宁多次强调要让少数反对派的代表有权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并享有充分的“舌头自由”，实际上也是为实现党内正确决策创造条件。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中央委员会应该吸收各派的代表参加，有的派别“即使有的地方不正确”，但只要“它有独到的见解，有某种不同的意见”，就是“有益的”，“这应当始终是实行正确政策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列宁晚年越来越强调党内高层决策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这和党内高层决策实际是“寡头政治”的状况是分不开的。早在《共产主义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列宁就曾感叹地说：“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选出19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员会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地道的‘寡头政治了’。”列宁临终前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实际也是为了扩大参与党的高层决策的人数，改变党内高层决策时的“寡头政治”的状况。而且，列宁的考虑绝非仅限于此。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党内决策时已经出现了日益严重的个人专断倾向，以至连“寡头内部”的集体领导也越来越形同虚设，并且这种倾向已经影响到党内决策的正确性。比如，在谈到斯大林擅自决定海峡公约一事时，季诺维也夫就曾写信给加米涅夫说：“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为什么不征求我和托洛茨基的意见？当时有的是时间。顺便提一下。我是负责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凭良心说：伊里奇什么时候不打电报征求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就做出决定？从来没有！我们这里有8位中央委员会委员，大家都认为签约是错误的。”应该说，正是出于对党内决策实际是“寡头政治”的深切感受和对党内已出现个人专断倾向的严重忧虑，列宁在提出要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的基础上，还建议要使中央全会成为党的最高代表会议，并通过点评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的优缺点表达了期望党内高层加强集体领导的愿望。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为了避免或减少党内决策时的个人专断现象，促进民主决策，以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关于这一点，列宁也明确指出：“增加中央委员会人数的重大好处在于减少中央委员会决策时的个人的、偶然的因素，为决策作更多的准备，更精细地检查在这些会议上作出的所有决定。”

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列宁时期已经有很大不同，但列宁关于党内民主功能的精辟论述和深刻认识仍然是值得我们研究、思考和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遗憾的是，尽管列宁为发展党内民主殚精竭虑，但从苏共后来的发展来看，他的愿望和设想并没有成为现实，有的甚至还被异化为实现个人集权、排斥异己的工具。党内民主缺失、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断，导致苏共的生机和活力日渐衰竭，脱离群众、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并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最终导致其执政地位的丧失。这既充分证明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真理性，也说明再好的思想，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和论述层面，而没有制度化作保障，其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要把对党内民主极端重要性的认识转化为党内生活中的现实，使党内民主的功能真正得到发挥，从而保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最根本的还是要大力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