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展党内民主有利于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促进党的自我更新
党的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在于全体党员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而要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核心诉求,也是列宁的基本主张。不可否认,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初期,鉴于党组织自身的涣散状况和严酷的外部生存环境,列宁主张按严格的“集中制”原则建党。但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否认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主体地位,也不等于列宁不重视发挥党员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正因为如此,当卢森堡批评列宁主张的“集中制”是“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时,他坚决予以否认。他说:“卢森堡同志说,在我看来,‘中央委员会是唯一积极的核心’。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从来没有坚持过这种意见”,“我非常感谢卢森堡同志向我们说明了奴隶般的顺从对党的严重危害性这样一个深奥的思想”。这说明,列宁对卢森堡强调的必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发挥党员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主张是充分肯定的,对她提出的忽视党内民主会使党失去生机和活力的观点也是高度赞成的。只不过,他认为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缺少实行“广泛民主原则”的条件而已。实际上,当1905年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稍一宽松,列宁便把发展党内民主问题提了出来。在《论党的改组》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在新的条件下,在向政治自由过渡的情况下,必须转而采用选举原则。”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宁又强调:“要进行顽强的努力,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在口头上成为党的基本组织细胞,使所有的高级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产生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在《让工人来决定》一文中,列宁更进一步指出:“任何纪律也不能要求党员盲目地在中央委员会起草的一切决议草案上签字。世界上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都不曾有过哪一种规定,要求党组织放弃自己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变成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单纯签字人。”列宁这些精辟论述强调的正是卢森堡等人大声疾呼的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性。由此可见,列宁并不仅仅是一味地、简单地强调“服从”,而是也非常强调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主体地位,非常重视让党员拥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他明确指出:“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
列宁关于通过发扬党内民主来调动党员积极性、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的思想还体现在他带领全党从“战斗命令制”向“工人民主制”的转变上。众所周知,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便面临的重兵压境的形势使得俄共(布)在整个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总的来说实行的都是“战斗命令制”的工作方法。“战斗命令制”保证了俄共(布)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党内民主的缺失和党内生活的官僚化。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此说道:“集中化就发展了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战斗命令制往往采取被歪曲了的不必要的压制形式;必要的特权变成了各种舞弊行为的凭籍;党机关的必要紧缩削弱了党的精神生活,如此等等。这一切引起了党内的危机。”正是基于“战斗命令制”给党内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国内战争结束前夕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就把“发挥党员的主动精神”提了出来。党的十大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要求党在组织形式上必须实现从“战斗命令制”向党内“工人民主制”的转变。《决议》指出,“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工作方法上首先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决议》所以强调要实现“工人民主制”, 就是为了“活跃党的生活”和“提高党的生活的总的水平”,“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地参加党的建设”。
党内民主之所以能够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还在于党内民主能够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党的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列宁在谈到党内要“多一些光,要让党知道一切”时,就明确指出,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好处就是可以让党员了解、评判和监督党的干部,从而有利于党的领导干部的选拔和成长。他说:“全党必须系统地、逐步地和坚定不移地为中央机关培养称职的人,对每个准备担任这种高级职位的候选人的全部活动了如指掌,甚至了解他们的个人特点,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成功和‘失败’。……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全体(而不是由哪个小组或小小组偶然挑选出来的)有影响的党的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自己的领袖,并且把每个领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关于这一点,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还有一段更为精辟的论述。他明确指出,通过发展党内民主,使整个政治舞台公开摆在大家面前,大家就可以通过报纸、公众集会等渠道了解到,“某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后来经历过什么变化;他在困难时候表现得怎样,他的品质一般来说又是如何,因此,全体党员自然能够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中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列宁认为:“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够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列宁在这里讲的“适者生存”、“自动机制”、“自然选择”,用我们今天的语言讲就是自我更新、新陈代谢的机制。这一机制由公开、选举(以及与此相关的任期制、责任制、罢免制)、党内监督等相互衔接、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一个整体,来实现其“自我选择”的作用,从而实现党的自我更新、新陈代谢,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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