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智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与答（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同义语？

答：不是同义语。简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是“化”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化”的结果。规律性的认识固然可以从“化”的结果中分析，但更为主要的是从“化”的过程中来总结和抽象。二者虽然不是同义语，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喻为“因和果关系”、“过程和成果”等关系。此外，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成果，将进一步引导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化”的过程，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可见，二者之间又成为互为因果的关系，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不断前进的过程。

我以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主要是研究“化”的过程，是怎样“化”的？“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规律性的事情？为什么“化”出来的是这样结果，而不是那样的结果？“化”的过程中遇到了那些“共性”的东西？那些又是属于“个性”的东西？广而言之，“化”的过程中是不是都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只有上述的理论思考，才会比较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问题。在我主持的课题中，强调利用反映“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典型案例，来寻找和总结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发现和总结出规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和规律有什么不同？

答：经验是经验，规律是规律，二者不可以等同，且不属于同一层次。无论何种经验，哪怕再成熟的经验，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而规律是属于更高层次带有本质性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经验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但是，经验还不是认识的全部。无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还是唯物主义经验论者的“内部经验（反省）”，都与真理有着或大或小的鸿沟。即便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唯物主义的经验，也需要不断提升，才能接近真理，形成正确的理论。经验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决定了经验需要上升到理论，需要克服经验的狭隘性、片面性和局限性。

规律和本质是同等程度的概念。规律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隐藏于现象背后并决定或支配现象的东西；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同一类现象的本质关系或本质之间的稳定联系，这个在千变万化的现象世界中的相对静止的东西，就是规律。规律是客观的，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不管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规律总是以铁的必然性起作用。但是，在这并不等于人们在规律面前完全消极被动、无所作为。人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外部现象，认识和发现甚至把握规律，运用客观规律改造自然和社会。

目前学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研究，如火如荼，取得了较深入的进展，成果颇丰。这些成果集中体现了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和勇气。但是，也需要指出，“泛规律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或误区。

有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系统提炼了八大基本规律：“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互为条件，“基本原理”与“文化传统”交互作用，“时代潮流”与“中国国情”融为一体，“本质统一性”与“形式多样性”有机统一，“客观需求”与“主观创造”相互促进，“思想解放”与“思想统一”有机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与反对“经验主义”同时并举，“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相互支撑。这些思考和探索，确能给读者许多启发，但还是看不出这些就是规律，这样的表述还不像是对规律的抽象和总结。仔细剖析这八大基本规律，更多的是呈现出来的特点。也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一个规律，就是“结合律”，这种看法也过于简单化。有学者提出只有“结合律”和“发展律”两种规律，这又过于笼统，“发展律”等于什么也没说。还有的学者总结为“十大规律”云云，这就更难认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不能视为规律。特点多属于现象类的东西，反映表象的居多，反映本质的东西较少。

我认为，对于规律研究本身，和飞跃研究一样，应持审慎态度。规律不容易发现，也不可能有那么多规律。正如哲学上的飞跃一样，不能动不动就形成了飞跃，飞跃是有历史条件的。飞跃是事物从一种质态转变为另一种质态的过程。恩格斯曾经指出，“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认识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与时代主题的关系如何？

答：非常密切。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只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问题。我以为，时代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有着紧密的关系。或者说，时代主题与理论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密切。我曾在《邓小平理论：科学社会主义新的理论形态》一文中，阐述过这个关系。认为理论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受到时代主题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代主题的制约。不同的时代主题，催生不同的理论形态。理论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理论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无不打上时代的深刻烙印，与时代主题表现为互动的关系。

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应该认识到，这一完全不同的形式、完全不同的内容，指的就是理论创新，是理论形态意义上创新；也就是哲学意义上的飞跃。应该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时代主题是不同的。第一次飞跃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第二次飞跃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因此，我在文中认为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新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阐述，尽管曾提出“以苏为鉴”，也有一些创新，但是并没有脱离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理论形态的框架，仍属于列宁主义所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二者所处的时代和时代主题是一致的。

我的这个观点，还有另一层意思，是想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从属于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社会主义新的理论形态，因为时代的主题也没有改变。因此，它们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的产物，而没有单独形成飞跃，当然，也就不能独立当作科学社会主义新的理论形态。从这个层面上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有科学根据和学理支撑的。同时，三者虽然并列在一起，但层次、地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然而，三者形成的体系“合力”却是空前的、无与伦比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诚然，我们也不能把时代主题绝对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的区别，也绝不仅仅是时代主题的不同。但无论如何，我们要重视时代主题的转化，从时代主题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很有必要。

如上所述，本文只是提出几个问题，简略回答，点到为止，还有许多研究中的其它问题，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这些其它问题，将成为本文的续篇，日后再就教于方家。